除了受警察欺负，有时地痞流氓也出来捣乱。

　　伪满末期，肖玉厚在辽中县土台子演出。那个堡子大，观众来了好几千人。人多，你推我拥，打不开场子。这时来了一个地痞，二十多岁，虎了巴叽，喝点酒，迷迷糊糊的。他说：“这能唱戏么？我打场子，你们再唱。”这小子到后台把手枪掏出，压上子弹，到前台，叭叭叭就是一梭子，人群哇一家伙往后倒。他说：“都给我坐下！”人们都坐下了。肖玉厚开始唱。刚唱了几句，人群又挤上来。这小子又到后台压了一槽子子弹。人们一看他手里拿着枪，又往后退。他这回机头放下来，打的闷机，叭叭两枪，一返腕子，往外一抡，叭叭又两枪。这回事大了，后边站在板凳上的人被打中了。人们哇一下子跑散了，地下留俩死倒，都是妇女，一个还怀有身孕。还有一个男的，嘴巴子被子弹穿了个窟窿。

　　这个地痞虽说不是冲着艺人来的，可演出中竟能出现这种事情，可见二人转艺人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

　　他们来到一个人家，有位老太太端出一碗“高粱糊涂”，递给程喜发，说：“自己弄个蒿条吃吧！”程说：“你老借给我一双筷子吧！”老太太说：“我们这里有规矩，要饭吃，不给筷子。”程说：“我们不是要饭的，你老要钱给钱，没筷子怎么吃？”无论程喜发怎么央求，她还是连个秫秸杆儿也不给。

　　“大家凑在一处，都觉得心寒。艺人在旧社会，和要饭的乞丐，真的没什么区别”。

　　程喜发说的没错，艺人们那时的生活，真是苦得没法说。

　　老艺人徐小楼，在二人转班里一直唱上妆，挑大梁。可是，他的生活一直不成样子，连件衣服都买不起，净买故衣穿。有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睡在舞台上，连那件故衣也被偷走了。他就买了件日本人穿旧的大和服，改一下将就着穿。

　　在公共戏台演出时，徐小楼一家三口连铺炕都租不起，晚间睡在台板上，拣块半截砖头，脱下两只鞋对在一起，就算是枕头了。冬天，穿的是开花棉袄，一条小被挺薄，晚间躺在台板上冻得当“团长”。夏季，蚊子叮，臭虫咬。遇上雨天更糟，房子漏雨，真是“外头大下，屋里小下；外头不下，屋里还拉拉”。

　　说起艺人遭遇的苦难，辽宁二人转名丑王殿卿可谓登峰造极了。

　　１９４１年，正在家中跑秧歌的王殿卿，听说警察甲长来抓他劳工，就逃走了。警察进屋时，他老婆正生孩子。一个产妇哪受得了这个——王殿卿的老婆当场被活活吓死。死了儿媳，儿子也不知下落，王殿卿的老爹，连气带急，第二年也死了。第三年５月，他的十二岁的儿子被抓去当劳工，被王殿卿的二大爷托人保了出来。小孩到沈阳去找王殿卿，一路上连累带怕，到沈阳就病了，不到一个月，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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