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演出时，看了别人演的《傻子上学》、《傻子逛酒店》、《傻子哭爹》。我觉得这些节目单独拿出来都不是很理想，但里面有的话特别好。回长春后我就琢磨着编了个小品《傻男人与坏女人》。

　　长春有个何小颖，以前我们曾经合作过，但有三年时间没有一起唱了。１９９８年她要到长春和平大戏院唱戏，又想起了我。

　　刚到时，那里的演员没瞧起我。当时正赶上徐总不在家，他们就将业务不好的场子给我。头一天让我唱三码。我想，吉林与辽宁不同，还得唱正戏。我不是一上台就受观众欢迎的演员，得慢慢品才行。本来我该上《傻男人与坏女人》，但考虑老总不在家，演出后怕别的演员学去，反过来说我抄袭他们的。所以，那天我们没演那个。

　　我和何小颖三年多没在一起唱，彼此还不太适应，所以，第一天演出效果并不好。大戏院的演员看了我的演出后说，这样的演员怎么能压轴，唱开场码还差不多。我此前在鞍山已经唱了一年多大轴，让我唱开场，我真的不高兴。但我知道第一天演出效果确实不好，我也只好认了。那时，除了在剧场演出，我还去夜总会唱。在夜总会，我演了那个小品，观众反响很强烈。后来，有三四个夜总会每天点名向和平大戏院要我。徐总感到很震惊，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天他说要去夜总会看演出，我就带他去了。我拎着包一走进场内（那时走到台上必须经过观众席），许多观众就一边喊我的名字一边鼓掌。徐总看了我的演出后直拍大腿，他说好悬没埋没个人才。

　　那时有名气的演员都住单间，我住四人一间的大屋。演出回来后，徐总对大戏院的演员说，你们跟魏三没法比，我委曲他了，他应该是大轴。徐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天你压轴。”我说：“我在这唱头码，压不了轴。”徐总说：“你为什么不演在夜总会演的那个小品呢？”我这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徐总表示理解，但还是坚持让我压轴。我说：“让我先贴轴，半个月后我再压轴。”徐总同意了。

　　当时大轴演员有翟波、关小平、张小光，我在他们前边演出，他们压力特别大，因为我的小品和他们的犯向，我演了之后他们就不好演了。第一天贴轴演出完，掌声就持续六七分钟。坐在台下看我演出的大戏院的演员，手都拍疼了。半个月后我开始压轴。当时和平大戏院只有一个剧场，我压了两年多的轴。

　　到和平大戏院三个多月后，老百姓都知道我了，在长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２０００年底，我录制了《傻男人与坏女人》的光盘，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多张个人专辑。从此，东北三省甚至全国的观众开始认识我。

　　李超伶、王永惠、孙丽荣、蔡小楼、魏三的故事讲完了。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同，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辛酸和坎坷，但应该说，作为新一代的关东吉卜赛人，他们是幸运的。如今非但没有了旧中国对二人转艺术的歧视和社会恶势力对艺人的欺压，相反，当下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二人转艺术的传播、发展，以及二人转艺人展露才华，提供了良好土壤和有利条件；二人转艺人也从过去“滚地包”的下九流，变为受人尊重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演出，也由过去单纯的靠卖艺赚钱以养家糊口的经济行为，变为用艺术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文化行为；他们的付出，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同以往相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改观，有的人甚至一跃进入小康。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原因，对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偏见，并没有彻底根除；流浪演艺带来的生活（收入）的不稳定，使他们经常要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的和肉体的磨难。尤其是更多的没有走入都市，仍活动在乡间或都市边缘的二人转艺人，处境仍十分艰难。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生存环境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期待着新一代关东吉卜赛人，能把当下的有利条件作为发展契机，继承传统，锐意创新，以使祖宗传下来的二人转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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