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在吉林，有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撵了我们好几条街，把我们找他家去了。进屋一看，家挺贫寒。炕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能有八十多岁了，磨牙当口的，见了我们乐得直颤。连说：‘我是乌拉街人，就爱听唱。可搬这儿有五六年了，一次也没听着。这两天听界壁子说，乡下来了一伙唱秧歌的，就让我儿四下找。今个可把你们找来了。’说完，又张罗让媳妇烧水，又张罗让儿子拿烟。我一看，这个老太太这么急着听，就说：‘大娘，一会儿再喝水，先唱一段吧！’老太太也真是个老听唱的，一张嘴就是《西厢》，然后又点了一出《包公赔情》。唱到乐地方，她跟着‘哎咳’；唱到苦地方，她陪着掉眼泪。唱完了，老太太哆哆嗦嗦打怀里掏出个纸包，左一层右一层地打开来，露出一个金戒指，让儿子即刻去当铺当了好付我们赏钱。我看这老太太是真心愿听唱，家又这么穷，就忙拦住她手说：‘大娘，我们挣钱不在你老这几个，今儿个唱的算奉送，不要钱。’老太太咋也不依。正撕撕巴巴，隔壁家来客了，找我们过去唱。我们忙借引子跑了出来。谁知到隔壁家刚唱了两出，老太太又打发儿子把我们找回去了。原来我们一走，老太太忙让儿子上街当了金戒指，又买了肉，打了酒，回家准备了饭菜，还用红纸包好了赏钱。我们过去一看，饭已做熟，是老太太一片心意，就吃了。钱是说啥也没拿。走时，老太太拄棍送我们一里多地。”

　　这是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它不仅使我们从中看到了关东人对二人转艺术的一片深情，更体现出了关东人重哥们儿、讲义气的粗放性格。“穷不帮穷谁照应，两棵穷瓜一根藤”，关东的二人转，就是在穷人的帮衬下，东家一碗小米，西家一口高粱，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二人转艺人也用自己的艺术，回报养育他们的关东父老。

　　相伴相生，相濡以沬，唇齿相依，肝胆相照，这是二人转艺术（艺人）与关东百姓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
　　
　　上面讲的都是陈年旧月的事。有人也许会说，二人转在那个年代受欢迎，是因为那时的观众，尤其是农村观众无戏可看。此言差矣。二人转在文化生活贫乏的旧中国受关东百姓欢迎，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受欢迎。

　　李微在《东北二人转史》中写道：“群众偏爱二人转，近乎传奇，使人难以相信，但却实有其事。一位农村老大娘在屋里贴苞米面饼子，听说唱双玩艺的来了，急于去看，竟把饼子贴到了门框上。一位农村老大爷进城买收音机，售货员问买什么样的，他说哪个匣子（收音机）有二人转，我就要哪个。一位老人

　　临终，亲属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就有一个心事，再听一出二人转，死了也瞑目。在农村，村里演二人转，户户锁头看家。有一户爹让儿子看家，儿子让爹看家，父子俩竟吵了起来。群众看一遍看不够，很多人赶着小驴车，开着拖拉机，跟着剧团在十里八村转圈看。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个二人转剧团在新民县大红旗公社大北台大队演出，这个队有六百口人，剧团连演六场，二百人的场子场场满园，若不是下一个村子预订日期已到，还不让走。辽北有个村庄演二人转，周围的村一下子来了七八千观众，为了避免拥挤，只好请演员登梯上房，在土平房顶上居高表演。在辽北，有个大队首映新片，村里来了二人转剧团，唱上了对台戏，看电影的二十多人，看二人转的五百多人。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播映期间，各种艺术演出都受到影响，唯有二人转演出，场场爆满。在辽阳市，有的老头到剧场买月票，每天来看二人转，场场不落。１９８４年东北三省曲艺汇演在辽阳召开，一些农村老大爷不远百里，乘火车专程来看二人转。一位老人说：‘我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每月给俺三十元，除了喝酒，敞开看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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