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鼓书”是过去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民国年间形成了奉天大鼓（也称奉调大鼓、东北大鼓）、吉林大鼓（也称东城调，流行于吉林市一带）、江北大鼓（流行于松花江以北地区，又称“屯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可见是相当盛行的。

　　唱大鼓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一只扁圆形的木框皮面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板，伴奏有一把三弦即可。还有的甚至不用鼓，一人自弹自唱，用脚打板击节，类似“单弦”的形式。其实，东北的大鼓书就是由“弦子书”发展而来的，据说还与满族祭祀时萨满在三弦伴奏下唱的“神歌”有着一定的关系。至于演员的服装，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早期演出也不用化妆，弦子一响、鼓板一敲就可以开唱。后来虽然有了女演员（俗称“女大鼓”），也只不过略施淡彩，外穿旗袍而已。

　　大鼓书的段子有长有短。短段多是由《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等古代小说戏曲中摘编的精彩故事片断，如《糜氏托孤》（长坂坡）、《黛玉悲秋》、《红娘下书》等，也有《孟姜女寻夫》、《小姑贤》一类的民间故事。中、长段则是两个月。由于其表演是连唱带说，很像带唱的评书，所以民间称为“大鼓书”，把听众叫做“听书的”，而称大鼓演员也叫“说书先生”。唱大鼓的过去也属于“江湖人”，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小拜师学艺，学徒三年或四年，再为师傅“效力”一年。其间吃穿都由师傅负责，当然登台演出的收入也都归师傅，空闲时还要帮师傅家干家务零活，熬到正式出徒后，才能自立门户演出谋生。

　　关东农村唱大鼓，多是在秋冬农闲季节，有的是赏们走村串屯“摸竿”（寻找听书的人家）；也有的是喜好听书的村屯，套上大车，爬犁去接唱大鼓书的“先生”。此外，演员们也到大车店、庙会等场所临时演出。

　　在城市，演出场所则依艺术水平的高低分为几种。一是“串宅门子”，就是沿着街巷雪打听书的人家，进去演唱。二是“撂地儿”，即在城门脸、市场边等处露天演唱。由于听众多是过路人，而且站着听，所以节目都是一些小段。再好一点儿的就是在游人比较多的商业娱乐场所，租一个带桌椅板凳的棚子，每天可以演出几场，如果听众上座率高，则可以多演一段时间。比较稳定的演出场所是“茶社”，即茶馆。过去东北茶馆分为“清茶馆”和“花茶馆”。前者是只卖茶水。后者是喝茶带看表演，大鼓、相声、戏法、魔术、评书、戏曲清唱等都可以在这里演出，“花茶馆”等于民间的小剧场，所以有的也俗称“杂耍园子”。茶社的听（观）众分为两类，一是“茶座”，即坐在桌前边品茶、边听书（看演出）；二是“散座”，有凳无桌，只听书不喝茶。由于茶座可以使掌柜的多挣茶水钱，所以茶社会都是茶座多，而散座少。在这里唱大鼓书的，通常是较有影响的“名角”，而且以说长篇大书为主。民国年流行于河北、天津一带的西河大鼓有很多人到东北献艺，就是因为这个曲种中长篇段子比较多，很适合在茶社演出，茶社掌柜也以从关内请来的“大鼓名家”提高号召力和上座率，因此西河大鼓能和奉天大鼓在东北并存。

　　过去大鼓、评书艺人在茶社说书，一年分为三节。大年初一到五月初五是“头节”；五月初六到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八月十六到腊月二十三是“下节”。因为听长篇大书的都是“回头客”，所以演员与茶社签约一般以一节为期。如上座率一直很高则可以再续，有的甚至可以在一家茶社连说二三年。每天的演出又分为早场、中场和晚场，一场两个小时左右。演员把书分成若干段，每段约半个小时。唱完一段便“打钱”（收书资），由拉弦的或掌柜、伙计甚至演员本人，手拿小笸箩到书客坐前收取，收毕再唱下一段。“书资“并不算贵。伪满时期东北城市一般茶社里听大鼓书，每段1分到3分钱，每场一个书客一毛多钱。当时听书的主要是小商贩、店员等中下层市民，一个月三四元钱还算负担得起。

　　还有一种演出方式是唱“堂会”。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办喜寿事，把唱大鼓的连同相声、戏曲、魔术等演员约到府里，进行“专场演出”。这种情况下唱的都是短段子，而且多由主家点唱，报酬自然也比在外边演丰厚。有时某富家的人爱听某演员的大鼓，平时也可专门请其进府来唱，有的还可连续唱许多天。据说“东北王”张作霖很爱听著名演员霍树棠的东北大鼓，其盟弟吴俊升（曾任黑龙江省督军、外号“吴大舌头”）也常把霍叫进本府演唱。他的三婕太听书入了迷，有一次竟把霍树棠扣在府里，连唱四五天不让走，最后霍找机会跳墙逃出，成为艺坛趣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