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学精华总括

　　（一） 满族的形成和满族文学的发轫

　　满族文学的发轫始于何时，是被满族形成于何时所决定的。所以，若弄清满族文学的上限必须判明满族形成于何时。

　　满洲族今简称为满族。满洲是部族名，并非是地名，这在《满洲源流考》里已有说明。满洲的词义是什么，《满洲源流考》解释说：满洲就是佛经中曼殊，妙吉祥之意。西藏给关外的满族政权献丹书，都称呼曼殊室利大皇帝。这是乾隆时代满族文人美化本民族的饰词，并不可信。乾隆皇帝在《满洲源流考序》里说：“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音转。”乾隆的解释无非是说满洲族历史悠久，并未说明满洲的含义。宁恩承在《满洲字义考》一文中说：满洲二字为各酋族之结合。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载，阿禄喀尔喀部落马哈撒嘛谤塞臣汗等给皇太极奏书称：“奏书于水滨六十三姓满洲国天聪皇帝。”六十三姓就是六十三个氏族，满洲就是这些氏族联合之意。

　　关于满洲族源，史学家认为可以上溯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足证满族有悠久历史。但满族和肃慎等族不能等同，因为满族这个氏族联合体中有些氏族并非是肃慎、女真的后裔。杨同桂《沈故》中谈到满洲八大姓中“瓜尔佳、钮钴禄、舒穆为金之旧姓，俱见《金史》；董鄂、辉发、乌喇、马佳乃以地为氏。……铁治亭（铁保）尚书，即董鄂大姓也。据称其先为宋英宗越王裔，后为金人置之董鄂，遂以地为氏，可见满洲世家中亦多系中原旧族。”再如纳兰性德的始祖星恳达尔汉，其后裔杨吉砮幼女嫁给努尔哈赤，生皇太极。而杨吉砮“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来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由此可知纳兰性德虽隶属满洲正黄旗，实蒙古族，其族源和女真族毫无关系。可是纳喇氏〈即纳兰氏或那拉氏〉却是满洲这个氏族联合体成员之一。仅从上述两例即可证满族已不能与历史上女真族等同，满洲统治者号其部族为满洲，就是有别于女真。

　　满洲这个族称始于何时呢？《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氏，“始祖布库里雍顺，母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这段记载基本是《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中三仙女传说的概述。二书中原载“其国定号满洲。”《清史稿》编者明知传说中布库里雍顺时代不可能建立满洲国，——即使是地方政权，于是改写为“号其部族曰满洲。”其实《清史稿》此说也不可信。满洲之称决不会早在努尔哈赤数世之前出现，而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征抚蒙古之后，皇太极才使用一个新族称——满洲，反映众多氏族联合统一的现实，以示强大。这在《满文老档》天聪九年随处可见有满洲人、满洲兵和满洲国的称谓。

　　满洲由族称变为国号始见一皇太极当权时代。据《清太宗实录》载：天聪元年在给锦州二太监复书中，自称“大满洲国天聪皇帝”。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接受尊号，祭告天地时，自称“满族国皇帝臣，敢昭告皇天后土之神。”从此“建国号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结束了族称国号混用时代，恢复了满洲仅限为族称的含义。

　　从以上简述，可以获得两点认识：其一，满族不等于女真族，所以满族文学也不等于女真文学。其二，满族中虽有女真族后裔，但满族的形成在明末，时间较晚，满族文学的发轫也不能早于满族的形成。

　　此外，我们管见所及，从现存满族文学中还看不出继承发扬女真文学传统的蛛丝马迹，反映金代女真族生活事件人物的作品也极为罕见，即使令人采集的个别的反映有关渤海、女真的神话传说，也不应视为满族文学。

　　总之，满族文学的历史并不悠久，它的诞生在明代末叶。虽然民间口头文学往往早于作家的书画创作，但人所熟知的有关努尔哈赤的很多传奇故事，也多是产生在努尔哈赤称汗之后。

　　（二）满族文学勃光的原因

　　有清一代满族文学家近五百人，他们的著作至少有六七百种，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罕有其匹。满族文学如此兴盛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满族文化落后，入主中原前后，形势迫使满族上层人士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也促进了文学创作。

　　满族统治集团逐渐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为了适应入主中原后，统治广大具有高度文化汉族的需要，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典籍，却是一张白纸，于是开始学习汉族的文化典籍。皇太极在天聪三年四月设文馆，命达海、刚林等翻译汉文书籍，其中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到了康熙时代出现了翻译高潮。“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除官方倡导的译书外，与之同时“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封神演义》、《列国志演义》、《两汉演义》、《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南宋演义》、《西厢记》、《连城壁》、《十二重楼》、《八洞天》等都有满文译本。汉族文化典籍的翻译无异对满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一定作用。
但是通过译文掌握汉族文化典籍，远不如直接掌握汉族语文便捷。强烈求知欲使清历朝统治者潜心于汉族经典与文学。“对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乾隆热衷学习，文化知识渊博，在我国古代帝王中少见。他的“御制诗共五集，合计得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而潜邸所著《乐善堂全集》尚不在此数。伊古以来帝王制作，未有若此美富者。”清代皇帝——特别是清前期的皇帝，在学习汉族文化、文学方面率先垂范，对带到满族上屋人士学习汉族文化与文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前期皇帝督责皇子、王公子弟学习汉族文化、文学极为严格。赵翼《檐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然已隐隐望见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王子进书房也。天家金玉之体，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图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这是皇子的学习情况，近支王公子弟在上书房学习也是如此，而且定期考核。他们都长于汉族诗文和书法。

　　满洲王公贵族、豪门子弟都延聘汉族中名儒学者作为家塾教师，江南文人尤受青睐。他们尊敬江南文人，实际是崇拜汉族优越的文化。在康熙时代满洲王公贵族广交汉族文人，形成一时之盛。岳端、博尔者、纳兰性德、揆叙、文昭都分别和一批汉族名士有深厚交谊。当时的名士毛奇龄、施闰章、屈大均、丁野鹤、王渔洋、汪琬、姜宸英、陈其年、朱彝尊、戴名世、汤斌、徐乾学、查慎行、孔尚任、顾贞观、韩菼、严绳孙、蒋景祁、王石谷、王源、顾彩、高澹人、方苞都是这些王公贵族的座上客，诗酒唱和，情深意笃。岳端在《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诗中说：“孔子群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群不挟长，我亦不挟贵。”岳端贵为郡王，能以平等态度对待汉人孔尚任的原因之一，就是敬佩他的文学才能，想从与孔尚任交往中获得教益。慎郡王允禧“博览群书，而虚心下士，故学益邃而艺愈精。”由此可见结交汉族文士是提高满洲上层人物文化、文学水平的终南捷径之一。

　　满族中有识之士，把通过学习汉族语文，提高儿孙的文化水平，看成是家庭的幸福，关系后代福泽。鹤算《百砚斋》诗中写道：“不宝金珠贵，宜求笔墨良。佳哉惟一石，富者抵千箱。正为子孙计，谁知福泽长。”广而言之，可以提高民族素质。

　　满洲皇室、王公贵族、官宦子弟所以热衷学习汉族文化经典、文学创作，除政治需要、文学渴求外，和他们多是上层人物，非生产者，且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有密切关系。偏远地区的无职满族劳动人民，既无迅速提高文化、文学水平的需求，也没有延聘汉族师傅、结交汉族名士、购买汉族文化典籍的条件。

　　以皇帝为首的满族上层人士如饥似渴地通过学习汉族典籍，提高文化文学水平，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皎皎者。这种不拘于狭隘的民族畛域、开明而进步的态度，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满族文学从口头创作跃进到掌握丰富多彩的汉族文学语言和体裁，创作大量作品，正是满族旺盛求知欲的必然结果。

　　（2）摆脱满族语文的局限性，熟练地掌握了汉族语文这一利器。

　　满族文学的迅猛发展，跟摈弃满族语文、掌握汉族文学语言、体裁有密切关系。尽管清代历朝帝王都强调国语骑射，但满族语文有很大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现为：其一，满族语文不可能成为中国通用的语文。嘉庆时户部统计满族丁口二十二万余人，入关之初，满族人口决不会超过此数。如此少数的一个民族混杂进像汪洋大海似的汉族中，是微乎其微的。清统治者强制汉人剃发易服比较容易，想用满族语文取代汉族语文是不可能的。满族文人想要和更多的汉人交流思想感情，势非利用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汉族语文不可。其二，虽然满族口头语言可能有悠久历史，但多是生活中语言。至于满文的历史则十分短。从万历二十七年创制老满文，崇祯五年改进的有圈点满文，到满文伴随清政权入关，不过只有四十五年历史。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利用满文写作的除史实外，还没见有文学创作。而汉族语文有积累了几千年的丰富到无法形容的语言、文学体裁和表现方法。这不仅是相形见绌问题，而是抱瓮下井，还是使用桔槔问题。满族文人不约而同的摈弃满族语文，而力求熟练地运用汉族语文，显然是鉴别优劣短长而后抉择的。清统治者号召学习满语，正如奕绘在《清语》诗中所说：“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除防止民族特征消失外，不再有其他实用意义了。

　　（3）现实中种种矛盾激发了满族文人的创作欲。

　　满族文学家创作意念的产生，决非是如某些满族作家所说是为了陶冶性情、歌颂升平。果真如此，也不会出现满族文学的昌盛局面。应该看到在满汉联合统治下的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历史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国和帝国主义矛盾，弃斥在各个历史阶段，体现在各种生活侧面。面对这些现实，满族作家不能无动于衷，遂即使用汉族语文这一表达形式，表现对现实的评价，以期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工具，进步的满族作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作品，为满族文学的繁荣增加了实质性内容。

　　（三）满族文学的特征

　　满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清代确有其民族特征。兹分述如下：

　　第一，满族作家以开明姿万言书，不排斥汉族文学，而且更进一步把汉族优秀作家作为学习榜样，甚至把汉族文学理论和创作可以证实，无庸赘述。这种珍视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发展本民族文学的进步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多得的。在今天又有几人提出向莎士比亚、狄更司、巴尔扎克、莫里哀学习，继承和发扬英法文学优良传统呢！

　　第二，满族文学虽然基本上是用汉族语文作为表现形式，但是所反映的内容是满族统治集团统治下的中国现实。清政权虽然是满汉联合，但满族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皇帝始终是满人，而且具有绝对威权，所以清代历史基本是满洲贵族统治下的历史。在这历史时期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典章制度、道德法律的施行，无一不是以皇帝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起主要作用。满族作家反映上述各方面存在矛盾的现实，实际是反映本民族领导集团统治中国的历史现实。显然这是满族文学的根本特征之一。

　　第三，满族文学中进步作品，总是丫在公正立场评介古今满汉人特的是非功过，极少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鄙薄汉人。以对待宋金战争的态度为例，没有一个满族作家维护女真人南下杀掠，都异口同声赞扬岳飞精忠报国，抨击秦桧卖国求荣。在这类民族矛盾问题上，满族作家和满族统治者有明显的分歧。这种超越民族利益，忠于文学使命的高姿态，使满族文学显现了异彩。

　　第四，在清统治者控制下，满族文学中许文多，小说戏曲少。在未入关前，皇太极曾谕文诸臣：“至汉文《通鉴》之外，野史所载，如交战几合，逞施法术之语，皆系妄诞。”停止翻译。康熙时代倡导理学，但是“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当时满族理学家阿什坦于是上书：“学者立志宜以圣贤为期，以经史为导，此外杂书无益之言，悉当屏绝。请敕旗下人自经史外，杂书不许翻译。”康熙准其所请，不准翻译汉文小说戏曲，自然更不许创作小说戏曲。康雍乾三朝多次颁布法令查禁小说戏曲，这对满族作家起到了很大钳制作用。直到乾隆中叶以后才有小说问世。岳端《扬州梦传奇》出现在康熙时代是极个别的现象。总观清代满族创作的小说戏曲也是极少。

　　第五，清统治者限制无外任的宗室离开京畿，从而使宗室文人不能扩大视野，捕捉更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写出更有价值的作品。可能清统治者汲取了明代宗藩叛乱的教训，在康熙时代就限制宗室离开京畿。对此，文昭大发牢骚。他说：“余未有不出游，李杜韩苏诸公其大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窃响往；重以典令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垌。……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文昭阐述生活和创作关系，表示了对统治者典令的极大不满。统治者不仅限制了宗室文人的生活自由，也束缚了创作自由。著名宗室文人永忠只能听他的汉军家庭出身的妻子讲述江南如何美好，而终生没能涉足江南，只能梦魂系之。很多宗室文人懂得限制他们生活、创作自由，就是不准他们反映社会矛盾，于是不少宗室文人只能写一些应制诗，歌咏郊垌的名胜古迹。北京附近的名胜古迹，在很多宗室文人的集子里屡屡出现。影响所及，非宗室文人的玉保，在他的《梦月轩存稿》里，歌咏宝珠洞的诗竟有五首之多。文昭诗集中歌咏冻豆腐、春饼、糖蒜之类地方风味，描述十二个月中北京街头小景，正是创作苦闷的反映。

　　第六，在文学狱的威胁下，很多满族文人不敢公开刊行自己的作品，刊行时也有删削。怡亲王允祥死后，雍正皇帝命脉其家属交出允祥创作。允祥家属深知雍正为人，预感到其险恶用心，用家夫存稿搪塞。雍正无奈将允祥存在内廷的应制诗，予以刊出，名《交辉园遗稿》。到了乾隆当政后，允祥子弘晓又编辑了《交辉园贵稿续刻》，说这些遗稿是从旧筒中发现的。其所以隐匿显然是畏惧文学狱。乾隆大兴文字狱，很多满族文人不敢刊行自己的作品，今天我们能看到很多手抄本，就是这个缘故。永忠的《延芬室稿》曾请一些至戚近友评选过，其目的可能为了刊行。可是在《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诗上有弘旿批语“《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这显然是对永忠的警告示，何况永忠集中还有一些满腹牢骚的诗篇，所以《延芬室稿》始终是手稿本。乾隆时重臣两江总督尹继善死后，不仅“奏稿尽焚”，还“遗命墓勿为碑。”袁枚编辑其遗稿，至嘉庆庚申才付刊。“乾隆中巡抚鄂昌以文、侍朗世臣以诗，先后获罪，黄文襄之子录，又以刻奏议干刊出，也十分谨慎。博尔都刊出《问亭诗集》时，就将手抄本中原有的《寄怀屈翁山》等有危险性的诗篇删掉了，而且在自序中声明：“偶有篇章，无非歌咏升平，陶冶性情之作，”表示无违禁品。到了晚清，宝廷刊出的《偶斋诗草》还有些诗篇开了天窗。文学狱这把尚方宝剑，仍在满族文人头上盘旋。很多满族诗人是宗室贵族，他们的诗集中有很多应制诗。应制诗是神案前一柱香，除颂圣外，毫无价值，写这种诗有的是博得龙心大悦，加官进爵；有的则是畏惧文学狱，不敢表达个人的真情实感。自然这也给满族文学留下了民族的印记。

　　第七，以满族文人为中心的集会结社的出现。明末清初，盛行文人拜盟结社。这些社盟有的是反清组织，清廷十分警惕。顺治九年，清廷在儒学颁布的卧碑文中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学不许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这一规定在满族文人不多的时代，显然是针对汉族文人发出的警告。顺治七年冬，广东博罗僧人反清志士函可（俗名韩宗騋）在被流放地沈阳广与流人文士结友，首倡组织“冰天社”。这个社团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皇太极第六子镇国公高塞，虽没参加“冰天社”，却在函可死后，写了《悼剩和尚》诗，赞扬他。这说明在禁止文人集会结社问题上，满族文人和清廷有分歧。到了康熙时代，岳端、博尔都、纳兰性德、揆叙、允禧等贵族显宦的门下，集聚了许多汉族知名文人，经常诗酒唱和，在创作上切磋琢磨，感情上相互交流，势在必然；但既无社盟之名，也难说有文学流派的共同特征。及至乾隆时代出现以宗室文人为核心的满族文人集团，就具有了鲜明的倾向性。这个集团中有：奉国将军书諴、辅国将军永忠、礼亲王永恩、英亲王阿济格五世孙敦敏、敦诚、敦敏敦诚的叔父墨香、觉罗成桂（雪田）、山西乐平县令和邦额、奉国将军弘旿（瑶华道人）等人。这些人多半是父祖遭到贬谪，个人政治上不得志的宗室贵族，彼此间志趣相投。在创作上，揭露政治舞台充满黑暗风险，抨击社会风气卑下，蔑视富贵权势，要求个性自由，是他们共同的倾向。在高压统治下，虽然不敢起文社之名，实际已有文社之实。同光之际，文网稍驰，出现了公开命名的“探骊吟社”，其中包括宝廷、声润、宗韶、遐龄、启各、恒裕、文海、音德纳等人。志润曾为诗社编辑《日下联吟》诗词八卷。这个文社的成员中最显赫的是宝廷。他是郑献亲王的后裔，官至礼部右侍郎，其实他是败落家庭出身，青少年时代饱尝饥寒之苦。其次志润也不过作过四川绥定知府，其余就更等而下之。所以这个满人文社多半是中下层人物。他们生活在国家瞬息巨变，内外交困的时代，其代表人物宝廷、宗韶、志润的创作中，反映了密切关注时局，慨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陷于水深火热中人民的苦难，讴歌人民自发的反帝斗争。“探骊吟社”的成员思想倾向不尽相同，甚至有分歧，但其积极成就终究是满族文社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新标帜。同治年间，在沈阳也出现一个以满族为核心的文人集团。他们都是通俗文艺作者，其中包括奕赓、韩小窗、喜晓峰、春树斋、缪东霖、二凌居士等。他们经常在沈阳鼓楼会文山房集会，交流子弟书、诗词、诗谜等创作。会文山房曾出版他们一些著作，这可能是满族文社与出版商合作之始。这个满族文人集团极少达官司显宦，纯以志趣相投结合。他们以创作子弟书为特色，取材多半是历史故事传说，或古代小说戏曲选段，但也不乏以市井细民生活为题材。在下层社会里传播历史、文学知识，警诫世人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以上可以看出，满族文人的集会结社和汉族文学流派文社，不仅有成员的不同，也有创作内容与形式上的某些差异，自有其民族特征。

　　第八，满族文学是晚清文学通俗化运动的先驱。乾隆年间八旗子弟创造的子弟书，是适应满汉族下层人民文娱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在语言方面“既比较典雅，又十分通俗，有民间口语的诙谐生动，又有文学语言的流畅淳美。”很多北京、沈阳的生动的口头语言被保存下来。加之，这些子弟书多半篇幅短小，售价极为低廉，从而读者极为广泛。这种通俗文艺的新形式，如异军突起，虽无宣言声明，实际上在默默中把中国文学的通俗化推进了一大步。是传统的诗歌语言运用上的通俗化新征兆，这也鲜明地体现在奕绘、庆康、宝廷、毓俊的创作中。奕绘的《九指虎儿歌》、《牧羊儿》、《棒儿李》是其代表。《棒儿李》的俚俗程度不下于子弟书。庆康的《鸦片烟行》、《番瓜洋豆歌》、《香花诗八着》不仅有明显地通俗化倾向，而且有散体化趋势。如《番瓜洋豆歌》：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呼僮插芦苇，沿墙编篱笆。仲春布种，炎夏开花。秋前秋后乃结实，红垂绿簇成云霞。瓜名番瓜，其种我所有；豆名洋豆，乞自他人手。檐根壁脚一齐栽，人耶我耶何须剖……

　　他的《香花诗八首》的通俗性，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五四”时代著名白话诗作者刘大白的《卖花女》。试看下录四首：

　　花未开时春尚早，花正开时春正好。十十四番花信风，造物劳心应已老。

　　去年花比今年早，今年花比去年好。人生经历几花开，看花之人今欲老。

　　莫嫌今年花不早，莫恨去年花不好。花开花谢年复年，安得年年春不老。

　　人祝岁岁花开早，我祝好花晚开好。好花莫逐众花开，芳丛埋没名花老。

　　毓俊诗歌不拘格套的通俗化倾向，也很鲜明。他的《宝剑篇》中有句：

　　匣中宝剑三尺余，不必陆专犀象，水斩鲸鱼。愿将千古之乱臣贼子皆诛屠。剜操莽之心肝，斫杞桧之头颅。李义府、韩侘胄、哈麻、严嵩，一一斩毕登刑书。一切不考不悌不节不义之人，杀之如鸡猪。

　　宝廷诗的通俗化倾向，在其《偶斋诗草》中俯拾皆是，如：《我生》、《揭晓日作》、《经故居》、《质女行》、《河间民》、《中州女》等。在《西山纪游行》中，宝廷描写雨中西山：

　　不见山，不见树，不见雨，但见漫山匝地皆烟雾，但闻波涛汹涌声吼怒，近村远堡不知处。

　　把这样口语化的诗掺杂在“五四”白话诗选中，难辨真伪。在这首诗前小序中，宝廷声明“观者幸勿以常法绳我。”显然，他是自觉地要突破古诗的常法，实现诗歌的通俗化。奕绘、庆康、毓俊、宝廷诗歌的通俗化，是风发泉涌的晚清时代形势在文学上的反映。其表现为诗的语言口语化或接近口语，极少用典，不讲求俳偶，诗句参差错落，有散体化（自由体）趋势，叶韵自由。谈到晚清诗歌的通俗化，势必联想到“诗界革命”的主将黄遵宪。他在《杂感》诗中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在创作上，他的诗相当散体化，选韵持律不严，不避方言俗谚，把古诗创作引向通俗化的功绩自然不可磨来。但是和前述几位满族诗人相较，孰先孰后，值得研究。黄遵宪先生于道光二十八年，而奕绘生于嘉庆四年，庆康生于道光十四年，宝廷生于道光二十八年。而奕绘生于嘉庆四年，庆康生于道光十四年，宝廷生于道光十八年，只有毓俊和黄遵宪同年生。奕绘、庆康、宝廷比黄遵宪只有二十一岁，还没有离开广东梅县，参加社会活动，很难说他的诗歌通俗化主张对前辈满族诗人有何影响。恰恰相反，这些满族诗人却是开诗歌通俗化的先声。创造子弟书这种通俗文艺形式，开晚清诗歌通俗化的先声，是满族文人推动澡国文学向通俗化发展的两大贡献，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业绩。

　　（四）满族文学的深广内容

　　有清一代，满族作家众多，创作宏富，但有人曾表示怀疑；满族文学有深广而进步的内容，但有人认为都是贵族文学。为清除障目一叶，以下就清代满族文学主要内容分作十七类，管窥这一丛万紫千红的奇葩。

　　第一类 反映祖先功业、民族传统的作品

　　揭开满族历史第一页，歌颂满族原始祖先功业的记载，首《三仙女传说》。这个美丽而神秘的故事，记述在长白山东北布库哩山下有布勒瑚里泊，有三仙女浴于泊中。三仙女之一佛库伦吃了神鹊所衔朱果，感而成孕，后生一男，姓爱新觉罗，名布库哩雍顺。长白山东南鄂漠辉鄂多里有三姓争为雄长，互相僚伤，布库哩雍至其地，平息三姓之争。共奉布库哩雍顺为主，定国号为满洲。这个故事与娀氏之女简狄，吃玄鸟之卵，怀孕生契，契成为殷始祖一样，反映了原始的满族对怀孕不理解，也反映了满族经历只知有母，不知有交的历史阶段，以及满族对其民族祖先统一各姓氏族，建成满洲族的功业的颂扬。同时，也宣布满洲族的始祖姓爱新觉罗。

　　但是《三仙女的传说》的原始故事并非如此。《满文老档》天聪九年五月初六记载：是日举行皇太极接见出征黑龙江方向虎尔哈部的诸大臣和他们降服带来的大人们、良民们谒见汗的礼。其中有个投降者叫穆克什克，他报告说：

　　我的父祖世代生活在布库里山边的布尔和里池。我们地方没有档子。古来传说，在那布尔和里池的三个女子恩古伦、曾古伦、佛库伦来沐浴。最后女子获得神鹊送来的果实，含在嘴中进入咽喉就受孕了，生下布库里雍顺。他的同族正是满洲国。那布尔和里池周围百里，距黑龙江有一百二、三十里。我生了两个儿子后，从那布尔和里搬走，住到了名黑龙江的纳尔浑地方。

　　这个故事是《三仙女传说》的最早文字记载。作为投降者的穆克什克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有二：一是声明他是住在布尔河里池的布库里雍顺的后裔，和皇太极是同族，希望获得优待。二是把布库里雍顺的诞生神秘化，给满族祖先描画上神圣的光环，间接吹捧皇太极，希图龙心大悦，获得礼遇。这个故事确是古来传说，还是穆克什克编造的，谁也难说清。但是却给皇太极编写满族发祥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敕令文臣编写《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时，不仅援用了这个故事，并且加以渲染增益。把三个女子神化为仙女；给布库里雍顺加上姓氏爱新觉罗；认定他就是满族的始祖，也是满洲国主；给布库里雍顺添加上平息三姓之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功劳。如此宣染增益，其作用是：炫耀爱新觉罗氏具有超越其他满洲氏族的神圣意味，从而可以拥有皇族的特权。把后来统一各氏族附会为平息三姓之争，借以说明在爱新觉罗氏领导下，满洲族这个氏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从而加强满族内部的团结。总之《三仙女传说》的官方色彩十分鲜明。今天搜集的《三仙女传说》多受官方史书影响，没有一个说明是投降者克穆克什克讲的故事。

　　自从皇太极认定长白山是始祖的诞生地，于是长白山就成了神圣所在。康熙十六年，玄烨派遣内大臣武默纳等人去祖宗发祥之地，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礼。武等从长白山返回后，写了详述旅途所见的奏疏。奏疏是一篇生动的记游文字。文中写长白山人迹罕至，知者甚少，这些使臣做了充足准备，以防不测。一路上伐木开路，行进艰难。到长白山脚下，远望云雾迷山，于是“跪诵纶音”。登上天池，碧水澄清。礼拜下山之际，有七只鹿自山峰滚下，使臣认为是山灵赐与。虽渲染长白山有神秘性，实际都是未经开发的原始山林景象。玄烨曾有《祭告长白山文》称颂“仰缅列祖龙兴，实基此地”。永恩《望长白山》诗：“屴崱白山高，去深人莫至。树色郁青苍，兴王肇基始。闻说山之颠，潺潺玉池水。”都把长白山扯成是龙兴之地，其实是附会穆克什克的故事。

　　歌颂现实生活中的祖先，当然首推努尔哈赤。玄烨《萨尔浒》诗前小序记“太祖高皇帝尝驻师于此，以五百人破明四路兵十万众。歼杜松于铁背山，遂有辽东，实帝业之所由基也”。诗云“城成龙路辣去霄，黄铖麾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胤祯《陪京》诗歌颂迁都盛京前后祖先的功业，“新丰传旧里，今睹路龙池。天地开神奥，山河启帝基。金戈劳百战玉叶衍千枝。追远皇情切，遵从仰孝思。“弘历歌颂努尔哈赤、皇太极、玄烨的诗更是连篇累牍。

　　多尔衮平反后，他的七世孙禧恩在《瞻杏山》诗中颂扬多尔衮皇太极命，在杏山击溃明兵十三万，“杀获如拉朽，破敌如捕蝗”。塞尔赫的《松山歌》也是歌咏这次战役的：“缅邈崇德五六年，神兵御敌渡辽水。弯弧洞铁气如虹，俯视将军埒羊豕。千骑转战杏山前，路隔松山十八里。战鼓惊天海浪翻，百万覆军强半融会贯通。凯旋牧马沈水阳，天助龙飞良有以。”这次战役洪承畴被俘，祖大寿投降，为清朝夺取北京，造成了有利形势。满洲宗室贵族歌颂祖先功业，自然都是站在满族立场，而且是多侧重在武功方面。

　　时至晚清，清王朝内外交困，素称武力强大的清统治集团，已经没有当年萨尔浒、松山战役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屡败于帝国主义之手，受挫于起义农民刀枪之下。歌颂祖先功业无补于现实，所以颂歌近乎消失了。鉴于清政权的昏暗腐败，维护皇权的作品，已是秋后寒蝉，在满族文人中竟然出现拥护群主立宪、提倡民主的作品。甚至把天仙所生的爱新觉罗氏后裔应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彻底否定了。

　　清语骑射，一向被清统治者视为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意图长期保存，甚至推广开来。清语（即满语）历史短暂，且有一定局限性。虽然历朝帝王都宣谕满族臣民不忘“国语骑射”，保持民族特征，达到“敦本实，黜浮华”的目的，满族语文终究面临衰落的命运。满族文人中珍视本族语文的，在晚清时代奕绘可能是仅有者之一。他在《清语》诗中写道：“大清爰建国，天命始为收。地据三韩旧，言尤渤海余。诹咨通训诂，问学辨虫鱼。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此诗并未说明满族语文有哪些优越性及久远的生命力，只是提倡“毋忘本”而已。

　　骑射是满族处于游牧时代的民族特长，清开国帝王以弧矢定天下，骑射曾发挥重大作用。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历朝帝王不仅号召满族臣民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动头“秋狝木兰”，倡导尚武精神。很多满族人歌咏了满族骑射围猎的英勇气概。文昭《校猎行》写道：

　　“朔方健儿好驰鹜，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欲飞，耳立蹄跃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铵倒挂纷无数。群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

　　此诗描绘了满族健儿会猎时表现的英武矫健，技艺的高强。但曾几何时，享乐腐化的生活，重视文化提高的风尚，相继冲击了骑射。文孚在《三姓四围场感怀》诗中赞扬讲求骑射，“兵农本不分，超然合古制破阵弦如雷，能使贼胆悸。”可是他看到当年的围场已被开垦成农田，大为恼火，认为“所利在皮毛，所伤乃元气。”他希望良将家的子弟，“好奋长风志，复我弧矢威。”岂不知，很多宗室贵族被迫参与骑射，除弥补生活空虚外，还利用骑射当作邀取恩赏，获得升迁的手段。奕绘在《牧羊儿》诗中揭露了这一奥秘。他描述牧羊儿用土块准确地击中羊背，“不似彼官人，学射多势态。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奕绘深知靠满洲上层人物学习骑射冲锋陷阵，保卫国家，无疑是疾人说梦。有文化的满族家庭妇女也反对丈夫练习骑射。文篁有《枕云夫子欲集习骑射之场，诗以代谏》，其中写道：

　　闻道相识宅，重开射雉场。虽然一艺熟，终虑百篇荒。分寸阴堪惜，清闲日正长。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

　　她更进一步规劝丈夫，“休将折挂手，博取射雕名。”文篁重文轻武思想的形成，固估与她的生活在澄平盛世夫需武备应学习文治有关，也未尝不可能看清所谓骑射，不过是民族游戏而已，徒浪费光阴，无助于前程。无论出自哪种理由，实质上文篁抵制皇帝倡导骑射的谕旨，可谓胆大包天。
清统治者竭力想把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结果落空了。运用满族语文的范围越来越缩小，学习骑射的上层人物不敢上阵，以骑射为业的满洲兵不如绿营兵，如此事与愿违，当然有很多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类 反映满汉文人、满汉平民友的作品

　　随着清政权入主中原，满族倾心汉族文化，满族文人日益增多，满族文人结交汉族文人形成一时之盛。在很多满族文人笔下出现了大量赞扬汉族文人才德，对汉族文人处境表示同情，歌颂民族友谊的作品。满汉平民亦复如是，只不过为数甚少而已，以下分虽简介：

　　函可与高塞。函可，号剩人，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顺治四年，清兵功入他的家乡广东博罗，“城中屠戮一空”，函可举家罹难。同年，他离开南京时，他写的私史《再变记》（记载弘光政权的兴亡和各阶层抗清事迹）被清兵搜出，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流放沈阳。在沈先后于七座大寺宣讲佛法，并与被流放的文人广泛交游，组织“冰天社”，声名卓著。顺治十六年圆寂，葬于千山。高塞是皇太极第六子，封镇国公。他酷爱文学，长期在沈居住，与函可结识。函可死后，他写的《悼胜和尚》一诗：

　　一叶流东土，花飞辽左山。同尘多自得，玩世去人间。古塔烟霞在，禅关岁月闲。空悲流偈处，今日共跻攀。

　　函可“多自得”指何而言？函可留下的《千山诗集》可以为证，就是反清思想。高塞能突破狭隘的民族观念，赞扬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汉族文人，开了满族进步诗人的先例，为后来满族文人树立了榜样。

　　屈大均与博尔都。屈大均有文名，与陈恭尹、梁佩兰称岭南三大家。他曾组织武装抗清。失败后，遨游北方，与顾炎武结识，二人友谊深厚。博尔都是宗室，封辅国将军，和反清志士屈大均友善。他有《寄怀屈翁山》诗：

　　翡翠生南海，劳巢傍蜃楼。稻粱那可致，罗网不能求。锦翼妨猜妨，孤鸣寡唱酬。何时随化蝶，相访到罗浮。

　　诗中高度赞扬屈大均的高贵品质，不受博学鸿儒科威逼利诱的民族气节，并指出屈大均处境险恶。这哪里能看出两人间有任何民族隔阂！

　　吴家纪与岳端。吴家纪青年时代亲历王朝的覆灭、清兵南下的大屠杀，绝意仕进。在他的诗中曾反映清兵屠掠的暴行。岳端是宗室，曾封为多勤郡王。岳端和吴家纪并不相识，只是由于他的业师朱襄藏有吴家纪的《陋轩集》，才对吴家俭才子。顺治十四年，他应江南乡试，中举人。不久科场案发，因涉嫌作弊被押赴北京。在顺治帝亲临复试中，他交了白卷，遂被流放宁古塔。纳兰性德是大学士明株之子，任乾清门侍卫。经过他的努力吴兆骞被赦还。他曾有《喜吴汉槎归自关外，次座主徐先生韵》：

　　才人今喜入榆关，回首秋笳冰雪间。玄菟漫闻多白雁，黄尘空自老朱颜。星沉渤海无人见，枫落吴江有梦还。不信归来真半百，虎头每语泪潺湲。

　　诗中对吴兆骞怀才不幸，悲悯至深。在《祭吴汉槎文》中，他痛苦地写道：“嗟嗟苍天何厚其才而啬其遇”。纳兰性德并没有把吴兆骞看成罪有应得的流犯，而是遭遇不幸的英才。

　　孔尚任与岳端、伊麟、博尔都。孔尚任在曲阜受到康熙常识后，入京作国子监博士、户部员外郎，后因他的《桃花扇》中触犯禁忌，遭到罢黜。岳端和他友谊甚笃，有诗云：“孔君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君不挟长，我亦不挟贵。”（《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满洲贵族出身的诗人对汉族文人如此平等相待，很值得赞许。伊麟并非显宦，很景仰孔尚任。孔被罢黜后，他曾表示：“镜中青鬃在，未肯醉如泥。”（《寒食岸堂小饮呈孔东塘员外得鸡字》）实际是表示自己是青年人，头脑是清醒的，绝不盲从攻讦孔尚任的人。孔尚任落职离京时，博尔都写了《咏蝉·送孔东塘》一诗：

　　仙质本高洁，难禁众雀疑。随风过远树，饮露就高枝。似有官私异，宁论冷热宜。秋窗频嚖嚖，并觉动离思。

　　诗中盛赞孔尚任品质高洁，实际是肯定孔的故国之思，敢于揭露博学鸿科的斗争精神，同时指出当时官方和私人对孔尚任被罢黜的态度并不相同，以此鼓励孔尚任不要灰心丧气。博尔都对屈大均、孔尚任的态度，比当时的任何满族文人更富有同情心，更具有立场的变异性。

　　杨玉符与博尔都。杨玉符是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九年，为讨伐噶尔丹判军阵亡的佟国纲撰写祭文时，误用王彦章典故，被革职流放沈阳。后来杨被赦还，博尔都有《喜杨玉符诏归田》诗。诗中道：“忽传仁主诏，关外赦流人。”又描写杨历尽风箱，两鬓斑斑。一面颂圣，另一面同情被流放的至友，孰真孰假，耐人寻味。

　　郑板桥与允禧、永忠。郑板桥这位诗书画三绝的才子，深恤民隐的地方官，和慎郡王允禧情深谊厚。从“二十年前晤郑公，谈谐亲见古人风”（《喜郑板桥书自潍县到》）诗句中，可以看到二人交谊之久和允禧对郑板桥人品的敬佩。永忠是在宗史永璥家见到郑板桥，他佩服郑板桥五体投地，“雄才玩世鹏垂翼，杰句惊人鹤唳云。子美穷愁悲落魄，季鹰淹滞叹离群。”特别赞扬郑板桥关心民瘼：
板桥虽落拓，有志觉斯民。观其《惜刑》诗，痼瞏若已身。纯挚动人意，不愧为风人。

　　（《读郑板桥诗率题其后》）

　　曹雪芹与敦敏、敦诚、永忠。曹雪芹和英亲王后裔敦敏、敦诚兄弟交谊茂厚。二人都盛赞曹雪芹的品德和才华，同情曹的际遇：

　　傲骨如君世亦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儡时。

　　（敦敏《题芹圃画石》）

　　爱君诗笔有奇气，真追昌谷披篱樊。……接蓠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辨虱手扪。

　　（敦诚《寄怀曹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敦诚《赠曹雪芹》）

　　永忠读过《红楼梦》，和曹雪芹并没见过面。曹死后，永忠写了《吊雪芹三绝句》，其中有云：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永忠深刻指出曹雪芹洞察社会人生如此透彻后，势必落得穷愁潦倒。他为曹雪芹的德才命运几度哭泣，足见仰慕痛惜之深。

　　洪亮吉与永瑆。洪亮吉是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嘉庆亲政后，洪亮吉写了揭露时弊的条陈，托至友成亲王永瑆代奏。嘉庆见到条陈中“视朝稍晏，小人荧惑”等语，论及宫禁，盛怒之下把洪发配伊犁，永瑆是洪亮吉的政见支持者，在他的诗集中还保留《古诗呈洪稚存先生》、《为洪稚存先生题〈寒檠永慕图〉》、《送稚存先生给假还里》等诗。在《古诗呈洪稚存先生》三首中有这样一首：
山亦可以登，水亦可以临。但使会相见，岂惮阻且深。高鸟不能过，一羽还自沉。不复可奈何，送子以寸心。

　　这首诗作于嘉庆二年的诗，虽然没有明言他和洪亮吉间有何阻碍，但拳拳之意，迥非一般。

　　棒儿李和满族流民。棒儿李是金陵鼓书艺人，他偶遇一位由福建赦回的满洲旗人饥饿将死。由于他“年少心肠热，许助东归鸭绿水。”长途之中，他借卖唱护送难友出关。到家三日后，旗人死于正寝，棒儿李“复因葬友倾腰缠”，长期飘泊在外，有家不能立即归去。记述这一满汉平民情谊的奕绘，在《棒儿李》诗结尾感叹道：“世间翻去覆雨诸君子，远愧街头棒儿李。”

　　以上所举不过是此类题材中的一部分，但也可管窥出满族文人对有文化修养的汉族文人平等相待，热情支助，极表钦佩。特别对有反清思想，甚至有反清行动的汉族文人，不仅不站在维护满族利益立场，视为悖逆敌人，反而赞赏他们的品德，同情他们的遭遇。这种甘冒风险，突破民族界限，以是非为准则的爱恶，成为满族文学进步顶峰的标志，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第三类 歌咏汉族历史人特和事件的作品

　　咏古题材是我国古代文学中常见的内容，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的评价，有借古鉴今作用，也有影射现实的意义。但满族文学歌咏反映本民族历史人物事件的很少。对历史上的女真、靺鞨、勿吉、挹娄、肃慎的人物事件，他们所知甚少，甚至也不想追本溯源。对本民族历史上人物事件，又因文字记载的历史短暂，且易触犯禁忌，所以评价本族历史人物事件，极为审慎而且很少。满族文人学习汉族文化，首先学习汉族历史，不但熟悉汉族历史人物事件，且在诗篇中吟咏尤多，往往在臧否中抒发他们不敢表达的对现实的抨击，避免文字狱的迫害。满族文人笔下的汉族人物，大体可分五类：（1）明君贤相、忠臣良将、学运领袖；（2）昏王暴君、叛臣奸佞；（3）文学名家、文坛领袖；（4）美女名姝；（5）受苦受难劳动者。以下依历史顺序略加介绍 。

　　赵襄子：春秋时，智伯联合韩、魏进攻赵。赵襄子守晋阳，城几乎陷落。赵襄子派人与韩、魏私下约定，共同伐智伯，战胜后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永奎有《智伯头为饮器歌》抨击赵襄子过于残忍。诗中写道：“古人兴师重以义，吊民伐罪非得意。残忍犹为圣所讥，安用漆头为饮器。”

　　秦始皇：攻击秦始皇的诗篇非常多，足见对暴君人人切齿。桂山在《读史杂咏》中写道：“并吞六国独当阳，自诩华迈古皇。万里边城空设险，虽知患却在萧墙。”都是哪些内因促成秦王朝的崩溃呢？禧恩在《过边城咏秦事》诗中，历数暴秦之过，“追忆故秦无术甚，劳民积石筑长城。赵高指鹿奸谁辨，荆轲藏锋勇莫轻。欲坑群儒心患畏，连修宫室费纵横。其思必保千伙固，未免天催一旦倾。”奕绘在《长城怀古》诗中指出人民逃脱暴秦统治后，秦也就土崩瓦解了。“三千男女归生海，百二关河死属刘。”即使秦国再有当年那些纵横捭阖的策士，也无济于事了。卓奇图在《咏史》诗里指出：“穆公遗业久成尘，策士争夸智术神。只道张仪能诳楚，那知胡亥已亡秦。”秦始皇的暴政为胡亥的覆灭掘下坟墓，策士也改变不了危亡的命运。长城的修筑起了捍卫国土的作用，这究竟是谁的功劳？法良在《长城》诗中作出这样的解答：“雉堞巍峨接远空，劳民想见昔年功。一时为虐千秋利，遗惠无人说祖龙。”一方面揭露秦始皇为虐劳民，另一方面肯定他命令修长城遗惠后人，贬中有褒。但是，博尔都在《姜女坟》诗中写道：“巍然高冢峙平芜，社酒年年奠海隅。借问骊山原树里，烝尝犹似旧时无。”世代人民怀念的是传说中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谁肯祭奠埋在骊山的暴君秦始皇呢！与孟姜女故事相类似的还有喜峰口的传说。崇实途经长城上喜峰口，曾写下《出喜峰口》一诗，诗中写道：“秦代筑长城，有客役辽水。其父喜思儿，追寻千万里。经历几炎霜，行行不知已。疑无相见期，倏尔遇诸此。喜极摧肝肠，双双崖下死。至今崖上坟，树犹拱乔梓。……事竟反孟姜，悲欢两相似。”孟姜女故事、喜峰口父子坠崖而死的传说，都是对暴秦的血泪控诉，也是对后世历代奴役人民的暴君的警告。满族诗人对秦始皇的猛烈抨击，助长了人们对暴君的痛恨。

　　刘邦：刘邦利用人民反秦的情绪，加上善于使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取得天下；但是他也有维护私利、诛戮功臣、背恩弃义的恶行。揆叙在《过淮阴侯故里》诗中，揭露刘邦在杀戮韩信、彭越、黥布一年后，置酒沛宫，作《大风歌》，高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是欺人的谎言。诗中写道：“钟室谋成上将亡，分明授意出高皇。勋臣不免夷三族，猛士虚求守四方。”杀尽上将，又唱希求猛士的高调，甚至“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这出滑稽戏，是诡谲的统治者常用的骗人手段。后人把韩信之死，永远记在刘邦帐上。庆廉在《咏古杂诗》中指出：“卓哉阴侯，勋名垂不朽。伤心未央宫，竟尔烹功狗。”庆廉认为韩信也不明智，没有急流勇退。“羡彼功哲人，功成隐林薮”，这样的人才有知人之明。在荧阳之围中，纪信伪装刘帮而死，刘邦得脱逃活命，可是后来论功行赏，刘邦却把纪信抛在脑后。庆廉大为不平，指出“纪信代君死，其功谁与侔？如何论功时，孤忠未少酬。”庆廉认为“君恩竟如此，臣节自千秋。”刘帮寡恩，并不能掩盖纪信的不朽忠节。刘邦不封赠纪信，反而封多交污辱他的雍齿为什方侯。庆廉愤然指斥“汉真寡恩哉，雍齿且封侯！”（《读史杂诗》）庆廉不懂得统治者时刻考虑的是眼前的个人利益，恩义是教训别人的鬼话。

　　项羽：关于项羽，满族诗人的评价略有分歧。庆廉认为“高祖负心偏得王，重瞳尚义反途穷。英雄徒有千秋恨，天地全无一事公。”（《鸿门》）刘邦负心是指约见项伯，宣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也。”结果终于与项羽兵戎相见。庆廉不过是借刘邦项羽的一时一事总结政治斗争不讲信义而已，未必是全面肯定项羽事事尚义。毓俊总结项羽失败别有原因。他在《吊楚霸王墓》中指出“若使再整旅，重来江之东，用仁不用暴，安知不成功 。”揭露项羽的暴虐，切中要害。史实俱在，无须赘述。

　　刘彻：汉武帝刘彻初继帝位，尤敬鬼神之祀，听信李少君等人长生不死的谎言，妄图永享富贵，吃不死之药。文明在《茂陵》诗中讽刺道：“空闻五夜来青鸟，不见三天下彩鸾。”终于没会到神仙，直到死后还“茂陵曾葬黄金碗，盛得灵砂药几丸。”灵砂妙药并没能拯救刘彻的死亡。多隆阿《人参》诗也批评了秦皇汉武求不死之药。诗去：“园丁属得向阴栽，花不争芳也自开。每天世间夸异种，须从谷内养灵胎。大丹多是误人物，小草居然济世才。可笑秦皇与汉武，遍将仙药访蓬莱。“此诗有无隐喻清统治者不重用济世才之意，有待读者玩味。

　　王嫱：王照群是我国诗史上受到吟咏最多的美女之一，在满族诗歌中也不例外。博尔都《明妃怨》二首中，一方面同情王昭群“自到金微去，无时不忆家。俗殊多病质，命薄断肠花。遗恨留青冢，孤魂寄白沙。”另一方面批评她只“娇语怨胡天”，死后“永怀酬圣主，南向卧重泉”，表现了对汉元帝的愚忠。庆廉在《明妃》中指责利用王昭君和亲是汉元帝决策的错误。诗中写道：“汉家讵乏龙城将，何事名姝靖塞尘。自是安边无善策，岂真定乱必斯人。”恒林更进一步指出：“从来计拙是和亲，玉貌无端逐胡尘。”（《明妃》这就贬斥了历代王朝采取的和亲外交。卓奇图则别有见解，他认为“西子适邻邦，昭君嫁异侣，先王治化衰，艰难用妇女。”（《杂咏》）这就揭露了历史上女色外交，是国政衰弱无能的表现。仔细玩味，不无一定道理。

　　曹操：桂山十分厌恶曹操，他写道：“分香卖履太痴生，铜雀台荒蓿草平。疑冢不嫌多作伪，奸雄亦有自知明。”（《读史杂咏》）显然是揭露曹操生前作恶多端，所以才担心死后挖坟掘墓。但是僖同格对曹操在文学上的业绩却倍加赞扬。他指出曹操“健笔犹从霜气生，毅然横槊主文盟。东汉以上有其匹，大江以南无此声。安得短兵攻老贼，坐看坚垒据长城。诗家共说黄初好，七子何人敢抗衡。”（《书曹孟德集后》）如此肯定还是近于公允的。

　　祢衡：祢衡有文才，性刚傲，不应曹操招。曹操怀忿，召为鼓史，污辱他。他裸体易衣，秦渔阳三挝。事后又到曹操门前大骂。曹操恐怕蒙害贤之名，后来借黄祖之手把他杀害。庆廉非常赞赏祢衡为人，有诗道：“耻共权奸生乱世，愿留清白在人间。”（《祢衡》）

　　诸葛亮：颂扬诸葛亮的诗很多，生活在光绪时代的合特亨额则有新见解。他在《无题》诗中写道：“谁道文人无实用，兴刘却是一书生。能扶汉室三分鼎，不惧曹营百万兵。六出祈山神策远，七擒孟获阵图明。项王力尽乌江畔，堪笑武夫事不成。”合特亨额这种重文臣轻武将的思想，和清廷提倡骑射显然有抵触，但其现实意义不限于此。光绪时代，清廷面临必须改革政治的形势，革新政治必须依靠有文化的政治家，而非赳赳武夫，这可能是此诗创作的现实基础。

　　孙权：东吴的失败有多种原因，桂芳认为是种因于孙权外交政策的错误。在《荆州怀古》诗中，他指出：“唇齿固江东，婚姻与蜀通。深心推子敬，失计恨吕蒙。一纸降书入，三分霸业空。仲谋尚豚犬，天下几英雄。”

　　嵇康、阮籍：费扬古非常欣赏嵇康、阮籍，这在满族诗人中是仅见的。在《杂诗》中，他认为“晋室尚风流，称最惟嵇阮。性僻德无邻，行孤心乃远。……放浪天地间，久假而不返。无古亦无今，谁复惊岁晚。”费扬古是抚远大将军、侍卫内大臣，对嵇阮旷达性格如此赞羡，款免令人惊诧。

　　隋炀帝：抨击隋炀帝的满族诗人很多。恒林《炀帝》诗中指出他和秦始皇同出一辙，“力竭斯民稔祸胎，暴秦往事已堪衰；如何更起开河渠，今古兴亡一辙来。”敦崇在《隋炀帝》诗中则进一步指出隋炀帝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众叛亲离，束手待毙。“东都方罢又江都，倒海移山死万夫。门外六军无计退，可怜空叹好头颅。”对于淫奢的暴君，满族诗人无不痛加挞伐。永瑆《咏史》中写道：“歌颂随龙舟，去去不复还。……谁能鉴流沫，览镜空愁颜。”此诗很易使人联想起他的老子不恤民力，六下江南以及嘉庆元年爆发的川陕楚农民起义。

　　唐太宗：唐太宗是历史上仁君的典型，但桂山在《读史杂咏》中表达了他的特殊看法：“英主人称唐太宗，君臣一德古今同。岂知受谏非易事，欲杀时呼田舍翁。”此诗一方面揭露专制君主纳谏很难贯彻始终，另一方面也提示当今皇帝接纳忠言，并非易事。

　　唐明皇：关于唐明皇的历史功过，恒林认为“天宝开元事判然，兴衰何必问前贤。”（《元宗》）史实俱在，昭然若揭。永忠则委婉地揭露他沉溺女色。“天外传灵匹，人间强效尤。同心秘金合，私语坐针楼。艳质花饶笑，销魂帝自求。淋铃当剑阁，社稷半沉浮。”（《唐明皇》）

　　场贵妃：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不少文人把天宝之乱归罪于场贵妃。合特亨额则别有卓见，“若使明皇舜帝，真妃亦可作贤人。”（《真妃》持论可谓公允，美人祸国论，不论自破。

　　杜甫：满族诗人对杜甫一向推崇倍至，视为诗界宗师。敦崇《杜工部》诗中歌颂道：“一代宗盟固不群，不秋悲愤尚如闻。……屈子《离骚》堪并语，谪仙才调许平分。浣花遗迹今犹在，万古共垂翰墨勋。”

　　冯道：冯道历事四姓十君，在相位二十余年，不把忠君爱国放在心上，自号长乐老。桂山《读书杂咏》对他嘲讽道：“枉教国步屡迁更，固宠希荣术特精。千古尽如长乐老，可怜龙比枉倾生。”
苏轼：永忠不仅同情苏轼不增的遭遇，而且视苏轼为自己的师表。他说：“可怜遭谗谪，文运中道衰。……迄今千百载，凛然见须眉。……文章气节真吾师。”（《读东坡集感成》）

　　岳飞：满族诗人歌颂岳飞的非常多，特别在乾隆贬斥任清的贰臣之后。舒瞻赞扬道：“大节乾坤在，精诚草木知。”（《岳少保庙》）。庆廉满怀同情说：“黄龙壮志竟未酬，瞻拜遗容触客愁。……孤忠一代蕲王并，古庙千秋宋土留。”（《鄂王祠》）满族诗人中没有一个站在维护金政权立场，敌视诽谤岳飞的。普英公开表明自己和岳飞并非同一民族，但仍为岳飞功败垂成而叹恨。“书生底事非同种，一篑功亏隐恨成。”（《岳武穆》）

　　秦桧：卓奇图对秦桧破坏岳飞北伐计划口诛笔诛，写道：“誓捣黄龙岂为名，金牌十二志无成。千秋漫下西风泪，遗恨长悬五国城。”（《咏史》）

　　陈东：满族诗人歌咏北宋南渡之际太学生领袖陈东的诗歌极少。陈东在国家危机关头起了重要作用，在学生运动史上是个不朽人物。但统治者都很怕他，清代就不准生员上书陈言。庆霖《太学生陈东》是不可多得的诗篇。诗中盛赞陈东“上书诛六贼，忠愤动激切。”陈东虽有过激之处，但他坚持了三代维护正义的精神。“岂无矫激失，实为性情结。三代直道遗，于今见真骨。”陈东劝阻宋高宗南渡，推荐李纲掌握兵权，都是为了国家。“乞留岂私恩，所愿帮国治。刚肠贯始终，劲气无衰竭。”庆霖认为陈东的“昭昭烈士风，洒洒诤臣血”永垂不朽。

　　文天祥：歌颂文天祥的满族诗人很多，独闺阁中诗人绝少。百保友兰突破描述狭隘的爱情、家庭生活圈子，放眼国家兴亡大事，实属难得。在《文信国》绝句中，她赞扬道：“丹诚耿耿挽金戈，宋祚虽亡志不磨。青史照人存古道，忠魂犹泣旧山河。”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大肆诛戮功臣，奕珣质问道：“奈何一朝天下平，诉戮元勋乃至此？”结果是“屡兴大狱不少思，咄咄竟遂燕王志。”为朱棣夺取政权扫清道路，致使建文帝身边无良将，“长江天堑坐受困”（《明太祖》），以至败亡。

　　宋濂：舒瞻非常崇拜宋濂，认为“文抱建安骨，树立何清达。”可惜株连胡惟庸案，“惜哉薏苡疑，遂遭天帝罚。”（《梅泾访宋景濂先生读书台》）

　　明成祖：裕瑞的《明陵吊古》诗，描述明成祖选中十三陵处为陵地，后来明世宗、明怀宗又耗费臣资修筑，可是“却将余息捐江左，荆刺空闻泣石驼。”风水宝地并没保住政权，最终还是子孙丧命江南。

　　于谦：在咏古诗中，满族诗人无不同情颂扬于谦。博尔都在《于少保祠》中赞扬于谦“遗烈垂青史”。对于谦所受的不公平处分，极表愤慨，“兴怀千载恨，独立泪浪浪。”

　　杨椒山：杨椒山因为弹劾亚嵩父子专权误国，致遭陷害。永忠自述看到杨椒山谏书后，“摩挲谏稿识忠魂”，盛赞谏稿“点画有光争日月。“（《题杨椒山二疏稿墨迹》）。庆廉赞扬杨椒山大公无私：“祗愿圣明无缺事，敢因权幸惜私家。”（《椒山祠》）。

　　袁中郎：焕明评价当时有争议的袁中郎，体现了正确的文学史观。他指出：“才人千古总如林，诗境从吾自己寻。但觅佳章与丽句，不分宋调与唐音。胸无成见皆堪赏，集已流传尽可吟。倘使掩将姓名读，有时一字亦千金。”（《读〈袁中郎集〉》）

　　东林党：卓奇图在《咏史》中强烈谴责晚明政权镇压东林党。“谁将一网送清流，争与东林作寇仇。只说党人门户尽，那知国事亦全休。”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颜佩韦等五烈士：到了同光之际，满族诗人笔下才出现抨击宦官干政，歌颂颜佩韦等人的诗词，这和慈禧太后宠用宦官安得海、李莲英擅权有关。继昌的《凄凉犯·五人墓》赞扬颜佩韦等“仗横胸未消愤气，缇骑敢吾拒！”宝廷更满怀激愤写道：“万人起义五人死，成不希功败甘罪。冤魂上天天神悲，奇骨入地地祗喜。”他抨击宦官，“宦官刑余本卑贱，信任必有天下患。”（《五人墓》）并举汉、唐、明阉宦祸国，可为殷鉴。

　　洪承畴：满族诗人对这位投降清政权的大汉奸毫不客气。敦诚诗中写道：“金戈铁马乱纷纷，羽扇军中正策勋。回首维扬江上路，梅花香烧史公坟。”（《追挽洪经略》）一个抗清而死，留芳千古，一个降清而活，遗臭万年，这一是非观念，并非符合一时的清政权利益，但符合长远的清政权利益。

　　崇祯皇帝：文冲就崇祯逃出宫禁前，用剑砍断长平公主手（即徽娖公主）腕一事，写道：“天女才知亡国恨，君主真有灭亲才。”（《过徽娖公主墓感作》）讽刺崇祯只有杀女之才，无治国之能。
弘光皇帝：关于弘光政权的覆灭原因，多隆阿在《桃花扇传奇题词》中指出“滚滚长江铁锁开，吴姬越女下歌台。春灯可是中兴乐？召得干戈遍地来。”国难当头，弘光仍过淫乐生活，岂有不败亡之理！

　　以上仅是满族诗人咏古诗歌的一部分，是学习汉族历史典籍的心得体会，也是总结汉族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持论都有一定深广度，认识正确，态度鲜明，不抱民族偏见。有的影射现实，针砭时弊，显然更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类 暴露政治黑暗的作品

　　清代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必然存在种种政治黑暗现象。满族进步作家以揭露政治黑暗推动社会进步为已任，把清代黑暗政治鞭挞得体无完肤。

　　有的作品揭露官场中凭借诌媚钻营，巴结贿赂，仰仗权势，希求幸进。博尔都把纸鸢比作平庸之辈，被人“剪纸成形类鹔鹴”，实际是“腹无一物身轻捷”（《纸鸢》），飞上高位，获得皇帝的顾盼。显然制作风筝的人和放风筝的人指的都是有权势的援引者。庆谦也有《风筝》一诗，揭露有人借吹嘘之力，在官场中青云直上：“郊外逍遥振羽翰，高飞远举白云端。笑他全仗吹嘘力，也使人人仰面看。”

　　和邦额的短篇小说《某太守》，描述某太守为了往上爬，不惜为相国家奴季某牵马坠镫。一夕，突来一美人，与之遣绻。美人劝谏某太宁：“可惜你官品高而人品低，甘心奴颜婢膝，倚靠冰山，诌事相国家奴，巾帼尚以为羞，你须眉男子不以为愧吗？”并实告太守，她是一老狐。某太守受教育后，转官他处。未一年，相国被免官，家奴被绳之以法。小说中相国实指和坤，季某即和坤管家刘全，某太守即影射奔走和珅之门的大小官吏。

　　庆兰的短篇小说《黄灏》，描述太学生黄灏为巴结好色的邑宰，千方百计为他物色美妾，遭到南山狐戏弄，将他的妻、妹和狗幻化为美妇，与邑宰共寝，邑宰被狗咬伤。这个故事对黄灏之流诌媚逢迎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昭梿有《三姓门生》一文，揭露现实生活官场上拜门墙、称假父的丑恶现象。文中记述某探花先命其妻拜相国于敏中妾为干娘。于死，又命其妻拜东阁大学士梁瑶峰为干爹。嘉庆初，某探花自己又称权臣朱珪为师傅。为了幸进，厚颜无耻到如此程度！

　　继昌的讽刺小品《欲仕者卜》，辛辣地讽刺了仕途中奔走钻营之风。文中描述有要当官者问卜，因占卜都不吉利生气了。算卦人解释说：“某人所以当了大官，是他在四岁时梦中有人教他如何当官，教他奴颜婢膝，摹仿胁肩诌笑，趋奉奔走。长大以后做了官，见了长官进退应对合度，又能结纳王公大人，昏夜乞怜，不顾羞耻。对好客名者，拜门墙；好利者，进苞苴。和大官的童仆舆台结拜为弟史，刺探大官的喜怒，借以迎合意旨。你既无媚骨，又不肯轻掷金钱傲态岸然，就是当官也只能作拙官，怎能怪占卜不利呢？”要当官者恍然大悟。

　　有的作品揭露达官显宦强取豪夺。和邦额的小说《陈守备》，记述四川陈守备得一宝镜，在暗室中寒光四射，朗如秋月。提督岳钟琪听说，强行索取，以活埋陈守备相威胁。陈忧愤成疾，双目失明。后来镜被其婿盗去。故事揭露地方军阀仗势勒索，令人扼腕。故事是否纪实尚待考证。唯岳钟琪父岳升龙曾密告、杀害响应吴三桂起兵的许忠臣，岳钟琪也曾密告向他策反的曾静，父子二人的卑鄙行为，早已为满族进步人士所不耻。

　　有的作品揭露官吏贪暴，徇情枉法，朋比为奸，广纳苞苴，官吏如虎狼，肆意摊派，草菅人命。和邦额的小说《猫怪》，记述任笔帖式的某公子家，养猫甚多。一日发现一猫会说话，合家大惊，将它装入囊中投于河内。猫又遁回其家，怒责公子之父，“凭夤缘得禄位，作知府贪酷不法，草菅人命，还想退隐林泉，伪装廉洁，实是人面兽心，人中妖孽，反责我为怪，真乃怪事”。说完遁去。半年后公子被免官，全家相继病死。

　　昭梿《湖北谣》一文中揭露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准三人朋比为奸，广纳苞苴，引述湖北民谣有云：“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这些官僚联合压榨百姓，官逼民反，导致川陕楚农民起义的烈火长期蔓延。

　　贵恒的《有感》诗描述泰安的驿站不按规定准备刍草、驿马，一旦有公差，驿官就勒索百姓。“丁胥皆虎狼，悉索到苍赤。鞭扑怒相加，蚩蚩丧魂魂。悲愤徒填膺，欲控何处愬。”奕绘家仆虎儿奉命赴白沟河办事，途中被役卒劫杀，抢去财物。诗人愤怒指出：“设役以捕贼，杀人比贼多。苛政猛于虎，猾役比虎苛。”

　　乌尔恭额在他的《猛虎行》里提醒地方官重视“苛政猛于虎”的教导，“《论语》昔垂诫，请为典守法。”语言比较温和。庆康对无人清除贪官暴吏则大为激动，他指出：“岂知当道有豺狼，贪饕黠诈尔如此，挞伐不及堪悲伤。”（《观猎归途见狼戏作长歌》）继昌的讽刺小品《狼》比庆康更辛辣，更愤怒。他指出有一种比中山狼还厉害的狼，不仅“冠人冠，衣人衣，俨然人也，辄伺隙以暗噬人，择肥而食，唯肉是喜。”这些狼往往“乘高车，驾驷马，貌似贵人，而人愈不识其为狼也。”这些狼越来越多，“族驷马，貌似贵人，而人愈不识其为狼也。”这些狼越来越多，“族类纷然”。当权者昏暗不明，不知谁是狼狈，猎户见它们“隐形于高门大第”，也不能辨清它们是不是狼。作者慨叹说：这种“狼之患岂不甚于中山（狼）哉！”文章矛头直接指向高官显宦中贪暴人物，几乎是破口大骂。这是晚清贪官污吏猖獗使然。

　　有的作品揭露官场充满风险，伴君如伴虎，同僚相残害，有人甚至逃出官场甘作平民百姓。敦诚是受害者后裔，又目睹官场中种种险恶，所以在他的《题芦雁》诗中，警告未入官场的人，要像芦中雁一样，在“波漂菰米岸青莎”的环境中自得其乐，如果“一出江芦弋者多”，混入官场就要冒风险。

　　永忠的父亲弘明奉乾隆命到承德陪宴降夷，永忠在家中踧然不宁。永忠祖父允禵被雍正皇帝诬以悖逆，被囚禁十三年之久；乾隆肉食未毕，诚亲王、和亲王就放下碗匙默坐，被训 斥失仪，受到处分。伴君如伴虎，皇帝喜怒无常，祸福难测。永忠在诗中描述自己的忐忑心情：“支枕无眠月到轩，思亲心与桔槔翻。仙苑几经陪曲宴，都门计日望归辕。”（《夏五月，雨浃旬，阴晴屡变，伏思家大人奉命陪宴降夷，暂诣热河，踧然不宁，爰贼是诗》）。

　　文康《儿女英雄传》中《忤大宪冤陷县大牢》描写安学海为官清廉，不巴结河台，不损公肥私，遭上宪陷害，身困囹圄。这场同僚相残实际是贪官和清官的斗争。豫本针对这类忠廉之臣受害，贪暴谗佞之徒得势现象，写了一首《捉捕歌》。他用麒麟比喻忠廉之臣，用狐免比喻贪暴谗佞之徒。他认为：“兔食新豆荚，狐穴古坟墓，纷纷妖狭性，宜于人鬼怒。不辞鹰犬纵，所以罗网布。”但是“胡为一角麟，亦竟遭持播。如此四灵长，于世诚无恶。相将弃郊外，折足亦何故？”他的结论是忠廉之臣被害是贪佞小人嫉妒搀害的结果。

　　裕瑞可能吃过受谗害的苦头，在林清之变前夕，他奉命率在京闲散宗室移居盛京，归途写了《归途至大凌河宿店买虾菜载回以备应酬之用》一诗，借此大发牢骚。他写道：“载蔬不落薏仁谤，封器无劳海物名。”表示自己没受贿，不怕谗害。

　　马长海看清了官场充满风险，坚不作官，对他母亲说，这样做是“逃死，非逃富也。”他在诗中说：“仕宦亦人情，沉沦堕其志。期为尘外游，今鼓沧浪枻。”（《移居沧州蔡玉躬阁学以诗送行次韵奉酬》）他终于在清贫的隐遁生活中了此一生 。

　　有的作品提示清代封建社会官场中等级森严，一方面促成上诌下骄的风习，另一面也引发了逆反心理。奕赓在《侍卫》一文中对宫廷侍卫这一极小范围的等级差别进行了生动描写。文中写道：“大门侍卫之仰望乾清门侍卫，有若天上神人。每一见面，乾清门者必仰面嘘气，阔步迭腰，微谦而过；大门者已鞠躬屏气，低眉献媚，企承后尘，至不可及乃尔。或乾清门者偶假以颜色，则到处骄人，必曰适才某大人某老爷或某老儿立谈多时云，其丑态毕露。”

　　恩孚虽身在官场，但对恪守等级，与上宪应对，由衷厌恶。他在《应官词》诗中，自述在清晨煮茗享清旷之乐时，“府贴忽入门，有如催租客。”不敢不去，又不愿去，遂产生“本自无好句，况复相催迫”的厌烦情绪。到了官府“森森列画戟，应对殊草草。”归来“剪灯坐茅堂，窃笑恶作剧。”他把“等级森严”的官场应对看成是“恶作剧”，显然是对官场的无情亵渎，对上尊下卑的封建秩序的大胆讽嘲。

　　有的作品揭露官吏是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当官不过是逢场作戏，朝中已无治内政、御外侮的中流砥柱。昭梿笔下的《闵抚军》就是抨击这类伪君子。文章记述乾隆时代江苏巡抚闵鄂元，早年廉洁自重，布衣蔬食，大谈性理之学，博得清廉之名，乃至抚吴后“苞苴日进，动逾千万，”贻害苍生。

　　恒林的“论治已无龚渤海，铭功谁忆戚将军”诗句（《秋怀》），表明他早看清了当政者中根本没有治内政、御外侮的贤臣良将。桂山更进一步指出：“衣冠半是逢声戏，砥柱谁将大局持。”（《前作感怀十二首拉杂言情意犹未意兹复回环原韵得诗六首》）奕赓子弟书《刘高手治病》，讽刺的并不是庸医，而是那些胡乱治理国家的“名相重臣”。晚清政治舞台的现实基本如此。

　　有的作品揭露达官显宦竞逐奢华，生活腐败，尽情享乐，不顾百姓饥寒交迫。盛昱认为和珅擅政后，促成官场风气大变，竞相“营第宅，美衣服，饰厨传，蓄姬侍，宠奴仆。酒肉弃于忂，绮罗照于市。楼台相接，钟鼓相闻，恣睢跳踉于辇毂之下。“（《八旗文经·叙录》）。

　　毓俊揭露光绪时代亦复如此。“贵人嗫高位，赫赫处华屋。出门乘朱轩，仓廪积余粟。门第高峨峨，鹰犬日仆仆。粉黛快心意，悦耳丝竹肉。丰膳办中厨，更食神仓谷。贵人无足时，岂知一路器。……民有饥寒忧，犹窃天家禄。”（《劝赈歌》）把为国为民调子高唱入云的人，实际都是为自己。

　　有的作品揭露了统治者一向讳言的民族畛域，反映了民族歧视。增寿的《随军纪行》记载攻击云南吴世璠时，总是“命绿营兵在前，满洲兵在后”，先让绿营兵接战，“我军（满洲兵）殿后”。据守要隘，也让绿营兵驻守，满洲兵撤回。增寿未必认为把汉兵当炮灰不合理，但在实录中反映了军队中民族畛域。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代，绿营兵因已觉察到种种歧视，不肯为满人卖命，每战多败北。
在文官方面也存在民族歧视，杭世梭上书说满洲人官督抚者过多，被乾隆放逐。到了晚清盛昱承认这一事实，指出“夫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佰之一，八旗之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文略》三《八旗复官学议》）把军权、政权视为一个民族中少数人所私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其后果历史已做出结论。

　　有的作品揭露了宫庭内部争权夺势。额尔德尼撰写的《满文老档》中有《大福晋获罪大归》一般。这段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有意在死后将大福晋衮代和众贝勒，托付大贝勒代善。有人揭发衮代几次给代善送酒食，并在宴会之际艳装往来大贝勒之侧。努尔哈赤不想用暧昧事加罪代善，假借衮代窃藏金帛，私自赠予罪名，将衮代遣归。衮代接近代善是认为代善可能继承汗位，为自己和子女未来早作打算，告密者既为争宠，也为离间努尔哈赤父子关系，剥夺代善的继承权。这一丑闻反映了宫庭内部的权势之争。

　　康熙晚年，夺嫡斗争愈演愈烈，不仅皇室内部，很多朝臣也卷了进去。雍正虽然取得胜利，登上宝座，但是相当长时期内余波未已。永奎是代善是代善五世孙，又熟知康熙晚年夺嫡斗争的始末，他非常厌恶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势。在《狂歌行》里，他写道：“呜呼大地为高邱，蚁穴纷纷争王侯。”这里所说的蚁穴里争王侯并非是《南柯太守传》里的蚁穴，而是对现实中皇室内部权位争夺的鄙视描写。在文字狱盛行时代，他如此象征描写也够大胆了。

　　有的作品猛烈抨击清廷向帝国主义采取投降卖国政策。戏剧家汪笑侬的《哭祖庙》，通过蜀汉后主刘禅，不听从其子北地王刘谌坚持抗敌的劝告，投降邓艾，刘谌杀妻斩子，自刎殉国故事，讽刺清皇室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痛惜国家即将沦亡。这出京戏，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弃满爱国激情的优秀剧目。

　　有的作品全面攻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并指出其根源是君主专制、官僚制度。光绪未年，很多满族有志之士的觉醒，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英华就是其中之一。英华所写的社论，已经不是匕首投枪，而是重炮。他把中国种种落后腐败、倒行逆施、丧权辱国、镇压改革，罗列无遗，一古脑都算在清王朝帐上。他说：“中国者，世界久目为东亚病夫者也。民智之愚昧，人心之涣散，政治之腐败，弊病之繁多，官吏之贪横，小民之疾苦，讼狱了黑暗，刑罚之惨酷，诸晋皆备，寸善毫无。……溯自甲午、庚子两次败衄而国气丧，摊赔款勒重捐而民气丧，阻新机起党祸而士气丧，种种摧折压抑，国之元气荡然无存。”特别指出庚子之变后，清廷伪装“再图变法”不过是“敷衍因循，弊卒未除，效何由著。”而“毅然悍然雷厉风行者，独杖毙沈荩一事耳。”继而又对王照“施其猛狮捕兔之力，定以永远监禁之罪，致使外人惊疑喧噪。”（《王照案之慨言》）

　　英华猛烈攻击君主专制、官僚制度，尊卑等级制度。他指出“自赢秦以来，一统天下，专制之政兴，人主之权日渐尊崇，遂至高无纪极；而官之一途亦不得不水涨船高，与民隔绝矣。官遂得蠹国殃民擅作威福之专利商标矣！”而今“寰球大通，门户洞辟，天演之竞争日益剧烈，……而我则沿牢不可破之恶俗，坚存官尊民卑之谬见。”（《说官》）“不知官之设所以为民，而竟谓民之生原之谬见。”（《说官》）“不知官之设所以为民，而竟谓民之生原以为官。于是天理泯灭，公道消亡，黑暗世界已成，文明之福莫享。……世之论者，但詈中国人独深奴隶性，其不知栽培涵育之者，深且远矣！”（《论出洋考察求政治要在得人》）不言自明，英华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长期专制、官僚统治的结果。从上述看来，英华不愧为清末民主革命中满族的先驱者之一，他已登上了满族文人进步思想的顶峰。

　　第五类 揭露文字狱的危害，表现在文字狱威胁下的苦闷和反抗的作品

　　文字狱从顺治时代开始，经康、雍、乾三朝愈演愈烈，到晚清虽已减少，但依然存在。文字狱的受害者虽大部分是汉人，满族也有一定数量。满族文人多半是上层人士，获知文字狱消息最快，但敢直接攻击文字狱的极少。

　　有的文人不敢正在揭露文字狱的反动危害性，却隐约的流露在文字狱威胁下创作的苦闷。弘旿诗中写道：“万事尽随流水去，一心常似早春新。年来诗箧陈言甚，底是今人学古人。”（《戊申元日诗箧漫题》）即然思想感情富有生机、朝气、新意，为什么写出来的却是自己都不满意的陈词滥调呢？没有讲出的原因就是在文字狱威胁下，不敢写心中的“早春新”。弘旿是胆小诗人，甚至他认为《红楼梦》有碍语，“终不欲一见”。看书都怕杀头，写诗就更畏首畏尾了。弘旿的恐惧不为无因。庄廷龙明史案中有人并没看过禁书，只从旁帮讲讲书价，就受到株连。文字狱时刻牵动文人的每一根神经。

　　有的诗人借咏古反映现实，攻击文字狱。生活在乾隆时代的卓奇图竟然写出《焚书坑》一诗。其中有道：“一火咸阳燎蠹鱼，愿教黔首腹空虚。庭中鹿马人难辨，应为无从见古书。”在文字狱搞得热火朝天的时期，竟敢写焚书坑儒题材，确是斗胆。他和唐代章碣写的名诗《焚书坑》不同，指出统治者焚书目的是实行愚民政策，其结果会祸及统治者子孙也成为愚民，由于读不到书，鹿马都分不清。所咏虽为秦代焚书坑儒、指鹿为马故事，实际是影射当代现实。其思想的深刻性，绝不干于章碣之作，足可媲美。

　　有的诗人借咏物以抒怀，表达对文字狱受害者的深刻同情。令人惊奇的是，这样诗竟出自大搞文字狱的乾隆第四子履亲王永珹之手。在《见村民捕雀者感赋》诗中，他用小雀比作士人，认为小雀不过是“漫为稻粱谋乐土，翻教罗网误浮生。多言未雕笼闭，卷舌先遭翠釜烹。”显然永珹认为士人不过为了生存，反而受到迫害，无论有无言论都可能遭到囚禁和杀戮。结尾两句“我愧当年魏公子，停鞭肯惜满囊倾。”就露出他同情的雀就是士人。他深为只能买鸟放生，不能像信陵君那样养土，无力救助那些受文字狱迫害的士人而愧恧。作为皇子能有如此认识和胸怀，迥非难得可贵所能形容。儿子反对老子的措施，这也反映乾隆大兴文字狱，不和人心到何等程度！

　　有的诗人借咏古影射当代文字狱盛行，篡改圣经贤传，编造一些迷惑人的书。志润的《放言》别有见地指出：“祖龙一焚书，简编半难信。圣经贤传掇拾成，几案排压费评论。胡为乎无端著书更惑人，堪天舆地惊如神。“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同时篡改典籍，编纂惑人之书，史无记载，而乾隆却曾借编辑《四库全书》之名，检查天下之书，除焚毁所谓违禁之书外，并对一些书进行窜改。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对此也有揭露和批判。志润不仅攻击统治者搞一些谈风水的书宣传迷信蛊惑人心，还指出：“其余邪说可知耳”，所谓邪说不外是性理之书等。总之，志润所攻击的文字狱不是杀人焚禁，而是相辅而行的窜改典籍，编写邪说谬论，蛊惑人心，毒害思想，这对文字狱的反动性认识就更深入一层。

　　公开指出应该警惕文字狱的有乾嘉时代的作家昭梿。嘉庆前期文字狱风虽然稍刹，但依然存在。在昭梿府中教过家馆，后来作了工部侍郎的鲍桂星，在嘉庆十九年被人构陷。嘉庆皇帝责令五城御史严查他家，“如有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从重治罪。”结果鲍桂星被罢黜。昭梿有《慰双五司空》诗，其中写道：“君性本飒爽，蛾眉遭众嫉。……三人势成虎，隐衷谁代质。堪惜干将才，明时遭废黜。”“明时”是讽刺反语，听谗言，搞文字狱的时代，怎能说政治清明呢，昭梿从这类事件中汲取了教训，他说：“倘逢冠盖辈，切莫与谈文。”（《书室自题》）告诫自己和官场人物谈文可能贾祸，必须提高警惕。

　　反映文字狱的作品，在满族文学中并不多，但从上述有限作品中，可以看到把文字狱的反动性、危害性提示得相当深刻，只差没有揭露文字狱禁锢思想自由，维护极权统治罢了！

　　第六类 暴露科场弊端的作品

　　清朝科场的黑暗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八股取土，一是徇私舞弊。康熙二年，上谕指出：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可是到了康熙八年又改了回来，因考八股可以钳制士人的思想，有利专制统治。考试八股，在内容上非四子六经、濂洛关闽之粹言，不可阑入；格式上一定要写八股文。宗室诗人文昭应乡试，用“子书语”被放。落第后，他写了《下第遣怀呈玉池先生》，对八股取士和考官极表不满。他指出考八股，迫使士人知识贫乏，头脑昏聩。“童时就家塾，所教悉以鄙。上口四子书，俗解袭糠秕。稍长肆举业，钞誊百篇已。灵府锢不开，顽肠何可砥。惟取弋科名，谁复究根柢。”他抨击考官被五色所迷，失去正确的色觉，不能正确判断试卷优劣，以致贤才被弃，庸才获选，“亦有五色迷，黄钟弃瓦錡。”

　　科场徇私舞弊，早有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轰动一时，其后并未禁绝。康熙皇帝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定者，自然不会攻击这一制度，打自己耳光；但对徇私舞弊，还是不满的。“人才当义取，王道岂纷更。放科来多怨，徇私有恶名。……若问生前事，尚怜死后名。（《为考试叹》）康熙如此温和地警告考官，当然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有过反映了科场中积弊而已，还没能达到文昭认识的高度。

　　第七类 暴露社会风气卑污愚昧的作品

　　社会风气的好坏，实际是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素质优劣的反映。清代统治者仍想加强早已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想改变人民文化落后的状态，社会风气不但陈陈相因，势必更江河日下。

　　岳端的《扬州梦传奇》也揭露了世态炎凉。剧情描述宦门子弟杜子春挥金如土，在家徒四壁后，两次尝尽世情炎凉之苦，最终被李老君点化出家学道。

　　对于世态炎凉，永奎有进一步认识。他认为“达者重炎凉，贫者重言诺，所以郭恕先，甘心友臧获。”（《览镜见二白髭有感》）财势观念严重的人往往是上层社会显达的人，贫贱者并不多见，这是符合实际的。他赞扬宋休郭恕先和无财势观念的辇舆奴婢交朋友，反映他的等级观念已趋淡薄。

　　世态炎凉和社会上存在趋炎附势的人有密切关系。廷奭在《平生》诗中表示他“平生诚为解趋时，”敢于写“嬉笑文章怒骂诗，”向恶势力、卑污的世风进行斗争。

　　拜金主义是社会风气卑污的另一侧面。吝啬是拜金主义的一种表现。和邦额的小说《铁公鸡》描述济南某富翁，拥资数十万，性极悭吝，人称“铁公鸡”。其妾劝他散财求各，被他拒绝，后来所藏资财全被妾窃去。妾自称是狐，并声言钱是流通物，盗窃目的是救济贫困者。铁公鸡大恸而绝。家人把他草草殡殓，将其所遗财物，劫夺一空。

　　有的作品揭露追求金钱的贪欲，不仅凡夫俗子有，就连四大皆空的和尚也甚为严重。和邦额的短篇《柏林寺僧》叙述柏林寺某僧，积聚数十年，有银十两，藏荷包中。忽然丢失，思念不已，一病不起。入冬，寺中清除粪坑，发现一蛤蟆紧抱荷包跃出。某僧重得失金后，病霍然全愈，蛤蟆也不见。人们认为蛤蟆是某僧的精神凝聚所化成的。此文讽刺辛辣至极。

　　关于金钱，身为郑亲王的乌尔恭额却有可贵的看法。在《观人所藏古钱》诗中，他指出：“钱法从来为便民，殊形诡制代相珍。谁知用到通神处，累及苍生不止贫。”后两句含蓄深刻，耐人玩味。有强烈金钱欲的人，千方百计剥削榨取别人，必然使很多人陷于贫困。其危害绝不仅此。由于钱能通神，还可能用金钱买官鬻爵，贿赂枉法，无恶不作。

　　讲求封建礼仪，也是世风卑污之一。在人与人交往中，言谈话语，应对进退，恪守封建礼仪，使在上者矜持傲慢，在下者卑躬折节，并不能交流真挚的感情，多是虚情假意。身为显宦的铁保对此表示厌恶。在《晚宿姚家庄》诗中，描写他投宿农家，与主人十分融洽，享受到了“不须绳礼数，妇子共嬉嬉”的快乐。他把规矩礼法看成是约束感情的绳索。

　　迷信是愚昧行为，相沿成风，也反映世风的卑下。同治元年六月，瘟疫由天津北塘传染至北京，患者甚众，死者十有八九。遐龄有《过年》一文记载：“一月间（死者）已逾万人。”“凡士农工商内有隐惧其死者，门外更换桃符，逢人则道新喜。更有点放爆竹啖肉饺者，谓之过年。”“闻某相亦过新年，不数日竟亡。识者哂之。”廷奭亲眼看见家家放爆竹驱除疫鬼，深感百姓愚昧，有绝句感叹此举：“疫鬼安知胆更催，如此愚民如此法，焉能一震破天灾。”

　　靡靡之音迷漫舞台，从来就是风气卑污的反映。晚清时代就是如此。杰出的戏曲改革家汪笑侬对这种风气极感不安，在《自题肖像》诗中，他想抵制这种颓风。“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傥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他想用内容健康的京剧占领所有舞台。

　　面对政治黑暗、世风卑污的现实，有的作家想奋起改造，如汪笑侬，有的则失望，如桂山，有的幻想有一片清净土，如庆兰。桂山有《眼镜》诗，其中写道：“眼界旋开若有神，无端雅制自何人？矫揉造作殊多事，阅世何得太认真。”显然桂山不是反对眼镜，而是认为认清恶浊现实，又无法改变，徒增烦恼，还不如视而不见。作者有失望情绪，但也是讽刺。

　　庆兰的短篇小说《落花岛》描述少年商人申翊随人去海外经商，病死舟中。其魂到一落花盈地的岛屿，遇一通体贴以落花的美女，与之结合。他们所居所食所饮都是落花。庆兰描写了一个较桃花源更富有花香诗韵的环境，实际是用这一片令人神往的清净土，反衬现实社会的恶浊难耐。幻想描写往往也是暴露的一种形式。

　　尽管上述揭露，尚未能触及世风卑污的根本原因，但仍不失有价值之作。

　　第八类 暴露满洲贵族腐化堕落的作品

　　满族旗人在清代不从事生产，不营工商业，坐领钱粮，实际靠其他民族养活。但是有的满族旗人并没有认识这是民族压迫的一个方面，反而以为这是圣主的仁恩。明德有诗《八旗之人世受国恩，男妇老幼皆得养育，忘饥寒之苦，享安乐之福，恭赋一律》：“熙熙皋皋共登春，圣主恩过三代仁。鳏寡哀矜皆按籍，困穷老稚少依人。岁凭丰歉仓余粟，事遇婚丧库有银。愿祝我皇千万寿，此生同作葛天民。”岂不知坐而待食，也使某些满洲旗人腐化堕落，特别是满洲贵族。且看满族作家的揭露：

　　有的作家揭露八旗子弟不学无术，就是混入官场的满官，也有的腹内空空。遐龄《未见书》一文，记述某相国混充风雅、博学多闻，误将道光末年已刊行的小说《林兰香》，说成是新刊之书，甚至讲不出小说名，只记得耿良二字。这样疏漏的满洲显宦，往往是“不由学而捐，黄口乳臭，目不知书，伺候堂官，有同奴隶，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日任封疆，长台阁。”（盛昱《文略》三《八旗复官学议》）都是不学无术靠捐告溜须拍马混上去的。

　　另有靠门荫炫耀世人的。长善诗中揭露的燕赵游侠儿、长安美少年，就包括八旗子弟。这些人“金珠饰鞍马，被服惊神仙。笑入胡姬家，芳樽杂管弦。招邀必纨袴，一掷千万钱。生不知诗书，所乐人所捐。”长善警告说：“嗟汝借门荫，白眼薄儒酸，一朝失所恃，见汝饥且寒。”（《古诗》十三首之一）。

　　有的作家抨击旗人穷奢极欲，不虑后果。佩金饰玉是满洲王公贵族富贵生活的显著标志，是他们刻意追求的。对这种奢侈行为，诗人德敏大不以为然。他指出：“人皆重美玉，争以善价易；谁知重米谷，委践莫之惜。佩玉不救饥，把之等顽石。米谷固云贱，饥时万金益。”（《古意》——。

　　有的满洲贵族挥霍成性，图享受，讲排场，甚至家道败落，仍积习难改。诚如盛昱所说：“每谓穷奢二字，实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二字当作如是解也。”遐龄《剥皮亭》一文，记述了一位穷奢典型。一旗员，挥霍已经贫乏，只剩一座住宅，仍向其族兄借貂褂一件，当银八十两，在宅中修建一亭。亭成，大宴宾客，并请客人为亭命名。他的族兄大书“剥皮亭”三字，令人捧腹。某旗员挥霍成性，贪慕虚荣，竟至寡廉鲜耻程度，实堪浩叹。

　　敦诚诗中记述了一位不计后果的典型。曾镇守粤东的璞将军，当年曾拥有姬妾十数人，可是“当时不为今日计，致令垂老逢迍邅。”姬妾星散，所余妇孺啼饥号寒，靠卖自己的棺材度日。纵使他八十三岁“双眸炯炯颜如丹，牙靡大肉截硬饼”，（《璞将军年八十三，卖棺度日，诗以咏之》）思想豁达，终究要饿死填沟壑，除非有意外的支助。

　　有的作家反映了家道中落后的惋伤情绪。文篁兄性爱挥霍，以至以计日拙。。她在诗中追忆昔日繁华：“旧邸朱门忆往时，云烟过眼不堪思。金猊结篆低帘影，玉笛催花送酒卮。月夜楼台屏六曲，春风门径柳千丝。乌衣巷口难回首，燕子而今垒傍谁？”昔日繁华已成梦境，这种惋伤并不意味吸取挥霍无度的教训有所醒悟。

　　有的作家揭露宗室贵族抢男霸女，虐杀仆婢的罪行。昭梿在《权贵之淫虐》一文中，载述某宗室家有西洋椅，将抢来的妇女安置其上，任其宣淫，不能动转。某公爵因婢女不从，将鸡卵塞女阴中致死。某驸马淫其婢不从，将她裸置雪中活活冻死。这些残暴行为说明满洲宗室贵族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腐化透顶，灭绝人性。

　　上述关于满洲贵族腐化堕落的揭露仅仅是一部分。“奉省宗室觉罗，窝庇贼匪。”尚未见有作品予以反映。

　　第九类 抒发怀才不遇情绪的作品

　　在专制统治下，帝王的好恶就是天下人的爱憎，在下者避孕药须顺从在上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公理。但是怀才者往往有个人的主见，不肯投在上者所好，从而得不到在上者赏识，以至怀才不遇。当然怀才不遇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属于这类的作品，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有的抨击在上者，包括帝王，无知人之明：“浮世纷纷竟桃李，无人知惜岁寒才。”（博尔都《题画松》）。“如今千里百里之材君不知”，千里驹“安能俯仰向君槽下死。”（赛音布《饥啮槽》）“争知世上无孟尝，温暖之事亦荒唐。儒生自昔应饿死，高歌何用生悲凉。”（永奎《醉歌行》）“本是追风逐电才，那堪伏枥独徘徊。世无伯乐空垂首，珍重何人买骨来。”（桂山《老马》）

　　有的揭露在官场中贤才遭到扼杀，失去了自由，改变了优良素质。永奎把贤才比作宝玉，“蟠玙受雕斲，不得全其天，……木瘿犀有通，物病在所妍。所以广莫野，大木多拳拳。”（《拟古》）桂山把自己比作生活在雕栏玉槛中的笼中鹤，郁郁寡欢。它羡慕万物都能显示自己的才干，希望能“鹏抟万里脱羁绁，天空海阔真从容。”（《笼鹤叹》）铁保把鱼鹰比作为帝王朝廷效劳的人，表达个人受奴役失去自由的可悲处境。他描述“鱼鹰似鹰乏神韵，蠢与鹅鸭相比肩。终日得鱼不得饱，缩为鹰犬遭拘牵。……徒为渔父供肥鲜。”（《鱼鹰行》）恒庆把进入官场，失去言论自由无法坚持正义的人，比作金笼中鹦鹉。“自从金笼敛羽翰，翠衣终日伴雕栏。月明有梦秦关远，花落无声岭树寒。红豆漫夸千粒饱，碧梧何似一枝安。无知笑尔殷勤语，说到分明脱更难。”（《嘲鹦鹉》）。

　　有的抨击在上者重视庸才，待遇优厚，歧视贤才，生活艰苦。永奎认为有德才者如鸾凤，可是“鸾凤常苦饥”；“庸俗小人如鸱鸮，而鸱鸮饱腐鼠。”（《拟古》）这就是乾隆时代的现实。志润把千里马比作贤才，驽马比作庸才，他指出千里马被错误地使用为辕下驹，终朝每日拉盐车，不得休息，“空厩夜深不得食”，致使筋骸日益消瘦。而驽马“日行无百里，鞍鞯灿灿联明珠，日食膏粱丰肌肤。”（《辕下驹》）桂山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极为不平，愤慨地说：“不信人间才有数，岂知天下福须庸”（《岁暮感怀》）。庸才有福，这是晚清的现实。

　　有的叹息学无所用。永奎得不到重用，慨叹道：“男儿当作万夫豪，学书学剑真徒劳。拍浮自足了一世，剑换美酒书换螯。”（《重为〈长剑篇〉示臞仙兼以自嘲》）宝廷青年时代怀才不遇，自述“既不能殚心补衮居廓庙，献可替否从君王；又不能屈身作吏莅州县，下为愚民补缺陷。”（《补履》）

　　有的深知永远不会受到重用，又无力改变现状，只有向命运低头。敦诚以病鹤自喻，“槎桠瘦骨卧苔茵，力薄摩霄空望云。无分乘轩过凤阙，自甘俯首向鸡群。”（《病鹤》）

　　有的自述生活陷于饥馑状况。明鼐自述：“去年食不足，远投皇甫店。白沙蒙青泥，数数骡车陷。大女惊亦啼，小女热而喘。”看见“路旁田舍翁，佣人正磨面。意气何扬扬，视侬不欲见。念此摧肝肠，读书得贫贱。”（《述怀》）如不饿得眼蓝难有如此深刻描述。

　　反映怀才不遇的作品在乾嘉时代较多。作者多是受贬谪的贵族后裔，或屈居下僚的人。这些人有才学，有抱负，由于种种原因，不受重用。他们多半是从个人角度，抒发不满，很少从国家民族利益强调重用贤才的必要性。尽管如此，这类作品仍反映了专制统治不能人尽其才的恶果。

　　第十类 反映蔑视富贵名利，追求个性自由，保全品德纯洁的作品

　　很多满族作家是上层人物，其中颇有一些人厌弃富贵名利，其原因多种多样。追求个性自由，保全品德纯洁的思想，是伴随觉察富贵可憎而产生的。

　　有些人目睹或亲历宦海风波，深感富贵带来的风险可畏。岳端与其父岳卷入康熙中叶的权力斗争，则郡王降为贝子，继而又被革爵。在他的《竞渡曲》中描述屈原投江死后，仍被水族“横争肆吞嚼”。他得出的结论是“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死活都有危险。不言而喻，这是岳端在富贵生活中遇到风险的切身感受。博尔都也意识到仕宦生涯充满危险，想“括襄捐世界，辞禄出朝班。”（《漫兴》）闭上嘴不讲话，放弃俸禄，退出官场，免遭政治上牵累，这是博尔都选择的良策；实际是不得不放弃富贵生活。明义评论庆似村说：“偃仰驱驰别有因，归真归璞是全身。不贪五斗折腰米，免却九街扑面尘。”（《和庆似村韵》）裕瑞以鹤媒自喻，自述为了衣食不得不作鹤媒。他奉劝江湖上野鹤不要“着迹惊心所”，因为富贵之地充满风险，“过我画舫花池总是非。”（《鹤媒歌》）显然他是告诫人别希求富贵，冒风险涉足官场。永忠非常赞赏辞去奉国将军爵位的樗仙，“早辞荣禄隐林泉，不为轻身伴地仙。抱瓮灌花斜阳下，研朱读易晚凉天。”（《赠樗仙宗兄》）震钧在《天咫偶闻》里指出“八旗仕途较易，家计多优，故人易有品。如李眉山、石东村、尹似村、瑛梦禅诸君，身列朱门，心游蓬户，惟恐去之不远。盖由于目睹宦海风波，不欲搴掌就之耳。即或有一二入仕途者，亦视浮沉升降无所动于中，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势。”震钧举例并不全面，但概括的大体近似。

　　有些人在仕途上遇到挫折，于是厌弃富贵，安于过清静高洁的生活。文昭科考失利后，引发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极大不满，遂产生忘情仕途思想，连世俸也辞退，过田园生活。在《夏日闲居》诗序中他说：“余今春辞俸家居，扫轨谢客，学道之暇，颇事吟咏。虽与古人无合，而即情惬事，足怡悦怀抱，非敢便谓渐近自然也。”文昭追求的自估性情，就是摈弃名利后的心理寄托。恒仁是辅国公普照子，应袭公爵，后因不应封坐废，入宗仅二十五日，也被除名。经此打击，他不再寄希望仕宦生涯，刻苦攻读，力求做到“心同止水清无底”（《闲清书屋》）不为官场上名利荣辱所干扰。

　　有些人认为富贵的仕宦生活限制自己生活行动的自由，改变人的思想品德，礼亲王永恩，其富贵自非一般，送往迎来自然应依照封建礼法行事，体现尊卑秩序。可是他见客却懒著衣冠，认为“淡薄全疑太古身，知音何用著衣巾。”“不衫不履淳风古，放旷情怀迥出尘。”（《见客懒著衣冠》）永恩自以为像远古人一样，淡薄富贵名利、尊卑礼法，人际交往贵在知音，不应受礼法的约束。他的思想解放，超出世俗之外。永恩用具有出世之姿的幽兰比喻有才德者，认为它即使“空谷无知音，屡经寒暑再”依然能存活下去。但是“一朝生富门，立见芬芳碎。嗟彼出世姿，不如萧与艾。”（《拟古》显然他认为富贵能毒害人的思想，改变人的美好品质。

　　有些人指出富贵并不能持久，无须恣意追求。永恩说得好，“世人好者荣与华，谁能识此若朝霞。奔驰驱走竞争夸，乞人之忧井底蛙。”（《栟榈道人歌》）奕赓把富贵生活看成是一场春梦。他在《侍卫琐言序》中说：“盖余生长贵邸，性情未免高傲，视天下物渺如也。幸叨一命之荣，醒我片时春梦。充役（侍卫）虽只六载，世味则备尝之矣，如黄梁梦醒，回思旧味，不觉哑然失笑。”奕赓在片时春梦里，尝到了富贵生活的苦涩滋味，所以并不留恋。

　　有人指出富贵往往殃及子孙。奕绘诗《两富翁》记述一个富翁身为显官，家有名园，死未十载，儿孙挥霍净尽，“积债若云屯”。另一富翁位居方镇，富而好色，两子效其所为，二十年后，一贫如洗。奕绘告诫世人说：“弓矢与农工，可以保家身；文章与道德，可以活万民。”唯独“金银与田宅，可以殃子孙。”他提醒自己的子女学习谋生的本领，“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慎勿恃封荫。”
有人指出作人不应为外物所累，才能保持思想的纯洁性。永恚的《栟榈道人歌》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所说的外物就是客观存在富贵荣华。他认为由富贵荣华诱发的“贪痴爱欲”思想都是有害的，应该保持思想“皎洁常如镜”。只有淡薄名利“万斛斗粟同一观”，才能不让“外物累真性”。

　　有些人赞扬了蔑视富贵的文人，蔑视权贵的市民层人物。铁保赞扬《萤窗异草》的作者庆兰富有才学，“稍有志于攻名，取显秩如拾芥，而似村弃之如敝履，视之如浮云。独购老屋数楹，栖身僻巷。”（《庆似村传》）他还赞扬了两位市井中医术超群的人物王聋子和郭风子。王聋子“鹾商有请者，多不就，曰‘吾不能以低颜仰富翁而自贱我术也。’可是遇贫乏者多施药以济之。”郭风子“每与缙绅接，多傲岸不为礼。”还说：“间遇盐政关部诸家，每索必数百。伊等毫无攻于国家而坐拥厚赀，所得不过奸商恶仆鱼肉百姓之膏脂，分而用之，不遭造物之忌。”（《王聋子郭风子二医人传》）
以上述看，蔑视、厌弃富贵的人，能洞察富贵的种种罪恶，与醉心富贵者相比，自然有见识高下、用心清浊之分，但还不能从财势不平等角度认识问题。维护思想纯洁，品德高尚，自然胜过灵魂龌龊，行止卑污，但终究是独善其身，对改造社会并无裨益。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一切，还能起到一定激清扬浊的作用。

　　第十一类 同情下层社会人民苦难的作品

　　满族作家从认识到政治黑暗、富贵可憎，发展到厌弃富贵，独善其身，所关注的仍是上层社会和自我，把注意力扩大到下层社会人民身上，应该说是一大进步。这类作品多出现在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时代。

　　关于农民的描写，这类内容在反映下层人民苦难的作品中比重最大。作家首先看到了农民劳动的辛苦，对社会的贡献和受压迫的心态。满保行经福建薄城县临江道中，目睹农民牛马般劳动，不禁写道：“经岁谁怜农父老，辛勤一年代牛耕。”（《临江道中》）弘旿在墓田峪看到农民割麦，深感“及观刈麦功，尤切肉食辱。”农民创造财富，坐而待食的高官应该感到羞愧。弘旿还体察到农民的心情，“歉薄愁征输，丰盈病钱谷”。（《墓田观刈谷》）

　　有的作家看到了农民在田间辛苦耕耘外，农妇还要在夜里从事纺织。敦诚冬夜听到纺织声就深有感触写道：“疑是梵音生远寺，如聆琴语落缨弦。可怜京国筝瑟耳，谁识寒更夜绩棉。”（《冬夜南村即事》）

　　贼税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恒林写道：“维正庶邦供，催科逼岁终。疮痍犹未复，鞭扑讵相从。”（《催科》）岳礼也有同感，写道：“丁男叱牛陇头耕，老翁荷锄树下行。蓬头儿女衣不完，当门学耕手脚轻。种麦不愿给自食，织成不愿给弟兄；但愿足给公家贼，县使不来怒呼名。”（《恤农诗》）鞭扑之下，农民不衣不食也未必能应付官贼，甚至卖掉生产工具。敏俊写道：“泥滑滑，雨溟溟，老农荷锄耕郊垌。分秧薅草不知苦，出作入息皆戴星。稻熟输官官不足，胥使追呼归卖犊。老农顿足泣路旁，耕田之家咽秕糠。”（《老农叹》）。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给农民也带来严重威胁。鄂尔泰描写怀来县旱灾情况：“旱魃更成灾。斗粟千钱值，田禾一望摧。流亡兼老病，黎黑到童孩。”并讽刺地方官说，“独有神明宰，官衙日酒杯。”（《怀来道中感事》）伯麟曾参与治理永定河工程。当时京畿严重干旱，而官方只知治水，不顾治旱，官僚主义严重到可笑程度。伯麟呼吁“年年筑堤防水患，水已安流更苦旱。……安得一雨遍寰区，小民其苏慰宵旰。”（《苦旱行》）旱灾与人祸并行，农民更苦上加苦。承龄描述贵州“黔山蟠坤舆，凿井鲜及泉。”地势高，本来就缺水。可是咸丰四年以来，又燃烧起义的烽火，致使“路旁枯草根，下与白骨缠。”而旱情日益严重，“土亢如积铁，骄阳喘乌犍。……晓见朱曦悬，老农哭垄畔。”面对如此旱情，身为地方官的承龄束手无孔不入策，只想自己泪流成河“灌注高下田”，（《于役贵定道中忧旱作》）同情之心可嘉，救民乏术可悲。

　　水灾对农民的危害尤为严重。斌良在嘉庆二十一年视察苏北阴平水灾情况，有长诗《阴平勘灾行》描述秋雨连绵，堤堰决口，“平地水深六尺余，比屋尽让鱼弊居。”百姓“仓皇家俱携不得，身上仅剩裤与襦。提携老幼相追逐，无家夜向河干宿。”“不闻邻家鸡犬声，但闻索食啼饥儿女哭。”“老者庚亡壮者走，觅食无方空束手。”“豆糜食尽复何赖，树皮剥尽饘粥代。”伯麟视察托克托城灾情，写道“风吹波涌两河连，滚滚波流入野田。树在水中迷古道，人迁高处冷市廛。”“我来千里心惊久，民已经旬泪落多。颓屋无人野无稼，不堪凭吊上山阿。”（《托克托城》）

　　先旱后潦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志润描述了同治六年北京地区这样情况。他写道“一春苦旱无霖雨，四野炎炎变焦土。禾枯水涸人心慌，盗贼生心扰畿辅。”接着又暴雨成灾，“狂涛影接斜阳高，”“鱼鳖失势逾岸出。”诗人自述：“怆然我为农民愁。”（《宣武门外观涨》）

　　虫鼠之灾也对农民构成威胁。国梁描写了乌鲁木齐虫鼠为害的情况。“农人终岁瘁，卒瘏腹未果。……水旱姑勿论，幺麽总阶祸。鼠子尔何物，穴田饱粟颗。蟊贼乘衅来，飞跃亦纷伙。……所当急捕捉，投水秉畀火。”（《之新屯》）

　　地震对农民生命的威胁更迅猛。鄂尔泰记述康熙五十八年七至八月怀来、榆次两县震情：“千门无半堵，十族只单行。”（《怀来道中感事》）房屋夷为平地，农民大部分死亡。

　　灾后，官方放赈的实情在斌良诗中有所揭露。所谓放赈，不仅要农民花钱买粮，官方还“出以小斛还大斗。暮春出借秋便还，转眼催征复谁咎。”而地方官还污蔑民风刁顽，收成不错，还要求放赈。斌良愤怒指斥那些隐匿灾情，不恤民隐的地方官：“山东刍牧无乃怠，强说丰穰志先坏。”勒令他们立即煮粥放赈，否则“稍缓须臾白骨多，老弱流亡转沟壑。”（《阴平勘灾行》）光绪三、四年间，水旱虫灾频仍，十省荒歉，饥民四起，官方搞些粥是“石灰糠秕杂沙土，流民鸠首争充饥。”放粥的结果是“昨日点名人语乱，今日点名减其半。”没来者不是病倒就是已经死亡。诗人目睹此情景，大为愤慨，“归来怒马忽如飞，城隅病骨无人见。”

　　在光绪三、四年，十省荒歉形势下，农民走投无路，只好卖儿卖女，各投生路。廷奭、宗韶、宝廷都有反映这类惨剧的诗。宗韶《质女行》中描述农民“耕无田，织无衣，无衣苦寒，无食苦饥。”求生无路的农民只有卖掉女儿。诗中重点写母女离别之际，叮嘱情况，凄恻动人。诗人在结尾提出“饥寒谁致之？”可是“仰首问天天不知。”含蓄蕴藉，诱引读者深刻思考，这类惨剧究竟是谁造成的？是大自然，还是昏愦的统治者？

　　光绪三、四年荒歉，死亡数百万，其中以河南、山西尤为严重，甚至到人吃人的程度。宝廷《中州女》反映了惨绝人寰的一幕。诗中叙述江苏一族客到河南投宿旅店，有二女因饥饿啼泣哀求当婢女，旅客允诺，外出为小妹买衣。乃至归来见小妹哭泣，才知其姐已卖身肉铺，大姐已尸卧平地，“泥血半模糊。”诗人愤怒控诉：“哀哉复哀哉！人命如犬彘。大吏解组归，儿女饱酒食。”官吏哪顾百姓死活！

　　即使不逢灾年也存在农民和官吏分配不平等问题。作为重臣的鄂尔泰觉察到这种现象，指出“果收群马瘦，稻熟几人肥“官舍足羔酒，田家少絮衣。”（《九日东阁作》）鄂尔泰虽不懂得剥削的实质，但所揭示的就是由于剥削关系的存在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鄂尔泰为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端坐重觑欷，”哪怕是十分钟，其诗存留至今，也有启发今人思考的不朽价值。

　　关于窑民的描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煤矿工人的描写极为罕见，而在满族诗歌中至少有两篇可谓详尽地反映煤矿工人的诗，而具出自大家之手。一是英和的《煤窑民》，一是奕绘《挖煤叹》。《煤窑民》描述了竖井设备与生产情况。在设备方面，诗人重点指出：关系矿工“性命所托惟风轮（鼓风机）”。因为“人在气里如鱼在水，一息或离生理穷。”显然煤矿工人“自朝至暮伏岩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日采千斤，“佣直苦少力苦多”，劳动与报酬极不相称。英和借此分配不平等大发感慨。“彼亦人子何困极！多少清闲自在身，日日安居饫美食。”此诗足可与白居易《卖炭翁》相媲美。

　　《挖煤叹》描写矿工原始的生产过程。“入坳一簇人耶鬼？头上荧荧灯焰紫。木鞍压背绳系腰，俯身出入人相尾。穴门逼狭中能容，青灰石炭生其中。盘旋蚁穴人如虫，移时驼背负煤出，漆身椒眼头蓬松。”对矿工如此艰苦，窑主坐享其成，奕绘大感不满。“深怜此辈苦，因令童仆前，转责煤窑主，汝坐享其利，视彼陷网罟。人无恻隐心，何以为人父！”窑主立刻把钱分给矿工，让矿工去歇晌。可是矿工得钱后，买酒肉，大吃大喝，而后“聚伴群相睹。”奕绘不禁慨叹。清代矿工多是没有土地、家小的无产者，诗中反映的无长远打算，精神生活空虚和愚昧，也是实情。

　　关于凿冰者的描写。北京护城河前后海附近都有冰窖，窖主雇工在寒冬腊月凿冰储存，待来年夏天出售。用量大者多富贵之家。在京满族作家熟悉个中情况，歌咏其事者较多。较著名者有博尔都的《凿冰词》、揆叙的《凿冰词》、毓俊的《凿冰曲》。揆叙的《凿冰词》描写凿冰工人的辛苦，“北风卷地声如吼，一夕蛟皮三尺厚。冲冲万指罗沟坑，有药唯求不龟手。”但是“待看夏簟引凉飔，筋力徒劳非汝有。”揆叙这样大官能看到劳动者不能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寄与有限同情，也是可贵的。
关于铜民的描写。云南产铜，因铜是制造制钱的原料，铜矿为官办。伯麟在云贵总督任内，有《途中见负官铜民有感》诗，表达了对贫苦的铜矿工人承受繁重的劳动深刻的同情。那些矿工“百结鹑衣才及骭，盈筐蟹壳重负肩。苦谋升斗无终岁，能耐勤劬是壮年。”他慨叹达官显宦“下箸万钱犹未足，谁将民隐诉筵前。”

　　关于盐民的描写。自古盐实行专卖，它是国家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也是盐官盐商大发横财的宝藏。塞尔赫有《咸关》诗，对于利用这一天然资源的分配的不平等，表示了不满。诗中写道：“嗟哉天地利，何年成垄断？垅外起高楼，锦绮光零乱；转念煎者劳，隆冬欲挥汗。”住在垅外的盐官盐商的享乐生活是建筑在煮盐工人的辛苦劳动之上的。

　　关于石工的描写。石门松老桥颓圮，石沉桥下，影响水上交通，郡守伊汤安，在十月河水干涸时。亲至桥畔督工捞石修葺。他亲眼看到“长绫系石齐牵挽，连声叫号何凄惨。岂知日久陷泥沙，百夫拽石石不转。石工林立集河岸，下视河水心胆颤。”势非下水掘石不可，重赏之下，石工解衣跳入冰冷水中，终于将石块捞至岸上。伊汤安看到石工如此艰苦，自责说：“顾我身为一郡守，殊愧使民非其时。”（《捞石谣》）

　　关于舆夫的描写。博明《舆夫言》描述了广东山区轿夫肩抬旅人上下山的辛苦和备受斥责的苦情。诗中道：“阴流下有蛟龙窟，石啮血流足见骨。”如果遇着“官有紧事清晨发，张髯嗔目十走卒，行行若迟使打咄。”

　　关于山民的描写。山区人民有其特有疾苦。斌良任职陕甘期间，亲临安定县，看到因土厚水源低，无法打井，山民靠窖水生活情景，写有《窖水叹》一诗。诗中道：“坐待霖雨施，澄碧收陂塘。穴地作深窖，甓甃庭中央。”水存久了，“郁烟蠛蠓生，苔晕荇藻长。”喝起来，“其味苦咸涩，恶劣难下吭。”可是“居民甚珍重，不啻沆瀣香。”逢干旱之年，“窖水立见涸，举邑民徬徨。“只有举家逃亡一条路。斌良徒有同情之心，无救民良策，只有乞祷上苍多降霖雨。

　　关于童丐的描写。吉年途经大凌河，偶见一六七岁童丐，问答之间颇有感触，写了《童丐行》一诗。童丐自述：父远出母卧病，“伶仃弟妹方待哺，家无儋石如悬罄。恨儿无计养慈亲，儿力孱难负薪。”只有乞食。吉年给他青钱一陌，两枚胡饼；可是“儿得胡饼不肯食，弟妹嗷嗷已三日。”为此，吉年大有感触，“我闻此语忽动容，此儿至性不多得！我家豚子今五龄，粉餐珍果筐盈袖，有时兄妹同嬉戏，美食在前犹欲争。”诗人深深钦佩童丐在艰难时期不为一已之私的友爱精神。

　　关于卖粥翁的描写。元宵节夜晚，恩孚见到有贫儿向卖粥翁乞钱。卖粥翁说一文钱不能救饥，把整锅粥送给乞儿吃了。恩孚在诗中写道：“卖粥翁怜丐子多，慨然相飨更倾锅。犹言今夕粥原少，恨不此锅化巨河。”（《卖粥翁》）恩孚赞扬了卖粥翁的古道热肠，深深感动了读者。

　　关于拾炭儿的描写。晚清城市中米珠薪桂，贫家儿多到煤局前捡煤渣。恩孚在《拾炭儿》中描述一个“鹄面贫家儿，鹑结不掩骭。”早晨乞得一把米，“无薪莫炊爨。”到煤局前“掇拾残石炭，”可是“役人诬小偷”，非法办不可。诗人对拾炭儿寄予深刻同情。

　　总观满族诗人笔下的劳动者、贫苦人民，相当广泛，基本上都是汉人或其他族人，而非满人。他们对这些人劳动艰苦的同情，性格淳朴的赞扬，遭遇不幸的悲悯，都是出于民胞物与思想，并无民族歧视。他们能放眼下层社会，并探索劳苦人民受难的根源往往是官府造成的，特别是他们提示了贫富悬殊的对立的两极生活和分配不平等的关系，官与民的矛盾，都是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满族文人思想进步达到的新高度。不少诗篇都继承了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精神和“卒章显其志”的表现方法。

　　第十二类 反映国内外战争的作品

　　贵庆在他的《山海关》诗中说：“请看何代如今日，二百年来无战争。”这并不符合实际，有清一代国内外大大小小战争时断时续。满族文人反映战争争之作相当多，下面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神，分国内战争与对外战争两方面加以叙述。

　　在国内战争方面，首先应注意反映三藩之乱的作品。纳兰性德厌恶这场战争，有《记征人语》绝句两首足以说明。其一“列幕平沙夜寂寥，楚云燕月两迢迢。征人自是无归梦，却枕兜鍪卧听潮。”其二，“一曲金笳客泪垂，铁衣闲却卧斜辉。衡阳十月南来雁，不待征人尽北归。”诗中表述的南征清兵久戍不归的幽怨之情，流露了纳兰性德对战争的憎恶。他的《满庭芳》一词虽然是泛论古今战争，却具有深意。词中道：“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动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揭露战争带来的是死亡灾难。“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这又指出有些愚昧的战争，即使史书记载，碑碣录勋，但过一历史阶段，可能否定其“正义性”。纳兰性德对他生活时代的战争，往往画问号。

　　增寿的《随军纪行》记载征昆明时，绿营兵“没有吃食，且中瘴气，人马病死者甚多。”由于长期围困昆明，“城内饥饿，食人肉矣！”民人饿死甚众。攻入昆明后，大肆劫掠，“将优劣的老妇，分别赏给八旗官兵，又赏给零碎绸缎、衣服等物。主管大臣及部章京等均得奇物美妇。投降之辽东汉民寡妇、女儿被士兵、跟役骗娶为妻，携之出城者甚多。”增寿本人正如纳兰性德诗中的征人，“思念老人，于被中哭泣。”

　　乾隆时代进行了多次压迫少数民族和侵略外国的战争，所谓十全武功（平准噶尔二功，定回部一功，扫金川二功，靖台湾二功，降缅甸安南各一功，降廓尔喀一功）。对此，满族文人唱颂歌的相当多，显然是被乾隆暴力所慑服，但永奎敢于在其《捣衣篇》中描写思妇埋怨丈夫“征戍十年不相见。”实际间接抨击乾隆长期对西南西北用兵。

　　嘉庆二年，白莲教起义军攻入河南，河南巡抚景安怯懦刚愎，屡败于起义军，但诛杀难民假报军功，得赏三眼花翎，封三等伯。起义军称他为“迎送伯”。昭梿《南阳民》诗记其事：“南阳民，生何苦，中丞（景安）苛虐猛如虎，威令稍遌立捶楚。双钩贼首驱民来，千呼万唤城不开。中丞匍匐若鼹鼠，偃旗息鼓藏草莱。朝献捷，暮献捷，捷书日上马汗血。官司军四合三万人，何尝与贼一相接。……中丞凯旋喜奕嗔，督责供应胡不均。朝征羊豕，暮索金银，橐橐饱载，马行駗駗。昔曾畏贼今官府，南阳民，何其苦！“昭梿在《闻道》诗中分析当时农民起义原因：其一是“由来群盗起，大半迫饥寒。”其二是“酿成由酷吏，激变成萑苻。”其三是违反皇帝的从宽政策，残酷镇压，“禁军驱暴殛，天语受降宽。”这一分析除维护皇帝外，都是正确的。

　　嘉庆十八年，林清领导的起义军，仅二百人攻入清宫，把清政权搞得摇摇欲堕。昭梿的《癸酉之变》详尽的记载这一武装暴动的全部过程。昭梿虽然仍站在维护清廷立场，但暴露了宗室大臣知情不举，太监和下级官吏参与起义活动，一些大臣临变畏葸自保。

　　从咸丰十年同治七年期间，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陕甘回民起义，山东的捻军起义，给清廷极大威胁。清政权长期派兵前往镇压，也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志润的《捉车行》描述悍吏强征在田中干活的农家车辆，迫使载兵卒去山东。“鞭箠相促催，”车主“遭伤面流血”，哭诉：“前岁载征夫，西征讨回纥。……兵气苦不扬，一战全覆没。哀哉御车人，枕藉半殄灭。幸我弃车逃，余生苟存活。”但悍吏充耳不闻，仍逼迫出发。志润见此乱民暴行，“悲愤皆欲烈”。

　　反映对外战争方面的可观作品，多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

　　鸦征战争发生后，英侵略军被林则徐、邓廷桢击退后北上，侵入白河口，威胁北京。道光将林、邓流放，派琦善乞降。英帝提出割让香港等条件，民情沸腾，道光被迫宣战，派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州，颜伯焘代替邓廷桢作闽浙总督。颜积极备战，但道光皇帝首鼠两端，又下令“撤兵省费”，遣散水勇，只剩空船空炮。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酋璞鼎查率军突击厦门，经激战，厦门失守。西藏办事大臣瑞元，在赴乌什途中闻讯，有《途中闻厦门失守》一诗：“年来海患粤东深，近日惊闻闽地音。”他不敢或不知道光的命令，对此次失败表示怀疑，“自谓无虞泉厦备，缘何又见犬羊侵？”他为失败而焦虑，“将兵先失重洋算，报国空悬万里心。”

　　同年十月，英军又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率军血战，力竭战死。两江总督裕谦请朝廷命奕山攻香港，奕山拒绝。裕谦率将士对神立誓矢死坚守。英军来攻，提督余步云逃走，静海不战自溃，裕谦投水死。瑞元有诗颂裕谦、葛云飞二民族英雄：“人生孰无死，何幸死疆场。孤岛不可守，大洋难擅长。挺身仗忠信，裹革答君王。他日垂青史，铮铮晚节香。”（《塞外闻旧友裕制军谦与葛总戎云飞在定海殉节感贼》）。

　　裕谦殉职后，清廷派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应战。奕赓有《奕山·奕经》一文记述这两位所谓将军的劣迹。“山乃市井无赖，经又富贵膏粱，均不知兵为何物。于是山至山东，大收贿赂，且翠玉甚伙，故有‘悲翠将军’之号。经则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故有‘琵琶将军’之称——言其抱肉琵琶也。又曰‘六子将军’，谓收金子，要银子，养兔子，嫖婊子，请翎子，怕鬼子。又有套《千字诗》二首：‘清明时节炮纷纷，文蔚（参赞大臣）奕经吓断魂；借问逃军何处去，渔人遥指麦香村’。又‘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愁眠。姑苏城外王家巷（妓院所在），夜半姑娘上战船。’”奕赓这篇小品讽刺极为辛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英侵略军进攻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拒绝绅商请守险要的建议，声称“长江沙线曲折，洋船断不能入。”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上奏书：“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不若姑允，以保大局。”力主妥协投降，实行所谓怀柔政策。关于这两个误国者，法良在《洒上有感》诗中写道：“妖蜃纷纷渡海参门，江头父老暗竭而死的陈化成和士卒们，法良既同情，又为之愤慨，写道：“白骨有知甘劫运，青山无地吊忠魂。”对当初建议固守长江的人，事后也没受到重视，法良谴责当局说：“徙薪曲突谁人在？功罪分明仔细论。”

　　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仅割地赔款，鸦片也并未禁绝。咸丰九年，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主张弛禁，以洋药为名，征收关税，使鸦片公开泛滥。醇亲王奕环有诗，一方面赞扬林则徐励行禁烟，打击了英帝，“一炬江干已劫灰，犬羊无策气全颓。”另一方面抨击载垣等攻击林则徐，“少穆翻称是罪魁。”（《鸦片烟五截句》）庆康在《鸦片烟行》中，历数鸦片危害国民健康，使人倾家荡产，百务废驰，制造奸宄，灭绝种族，百万金钱尽入敌囊等种种大害。最后，他大声疾呼“西洋用此毒中华，中华好奇实堪嗟！”希望国人猛省。

　　咸丰十年（庚申）八朋，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天津失守，僧格林沁军撤至通州。九月联军攻打通州西作里桥，清兵奋战，进如山倒，但酣战之际，僧格林沁先逃，导致全线溃乱。遐龄在《通州道中感作》诗中，缅怀往事，并没颂扬临陈脱逃的将帅，而是凭吊清兵中爱国忠魂，悲悯人民横遭屠掠。诗中写道：“忽睹道边桥，战血惊涛卷。青磷疑昼飞，白骨横未掩。万灶冷烟炊，柴门断鸡犬。可叹劫火余，斯役几人免。忠魂不可招，烈士行当勉。我来独欷歔，临风泪空空泫。”

　　英法联军进攻通州时，咸丰皇帝宣称：“朕今亲率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言犹在耳，他已“亲征”承德，把北京弃给敌人蹂躏。廷琳讽刺说：“虎节龙旗不复返，白去犹恋昔时山。（《西郊》）

　　英法联军在八里桥挫败清兵后，从北京城东南绕攻城北安定门。宝珣奉命守右安门，有诗表示决心，“风摇旌旗夜色冷，睥睨按剑独徘徊。将士如去誓死守，虏骑夜犯频衔枚。”在战和未定形势下，安定门守者开门揖盗。“战和未决计安出，忽传安定城门开。”“强虏猖獗夺且守，居民百万哭声哀。逃人如流走塞道，辚辚车马飞尘埃。”宝珣认为北京可以固守，“重闉百雉金汤固，千镞万弩何能摧。”可是“谁知守者已胆破，一时奔窜惊虺隤。”（《南城告警，忽开北门，遂定和局》）在另一首诗里，宝珣表达了怒火填膺的心情：“邮传烽火急如雷，倏忽楼台作烬灰。愧我持矛频驻此，是谁弃甲笑归来？蛾飞未解焚身苦，蚕食应同切齿摧。北望心惊堪发指，愁云惨淡拨难开。”（《夜守危城，见西城火起，火焰极天，不能擅离典守之地往扑为恨》）二诗表明宝珣是不屈于强敌的爱国诗人。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焚烧杀掠，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成为一征瓦砾。廷琳描写劫后的西郊：“钟声隐约平桥外，人影萧疏春树间。断壁颓垣新瓦砾，古碑荒草旧溪弯。可怜扬拜赓歌地，只有伤心月一弯。”（《西郊》诗中没有血腥烈焰，在淡淡的描绘中，使人参悟到帝国主义的屠杀焚毁。廷琳另有《短句四章》回忆庚申之变逃难所见情景。“日月光辉灭，豺狼势焰张。”京畿一带，清政权已无庇护百姓的威权，任凭帝国主义者横行。“中宵惊马啸，白日少人行。”在清兵控制区充满恐怖。“终日防群盗，万钱充两餐。”盗贼峰起，物价飞腾，民不堪命。

　　清廷签定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法帝继续以兵力相威胁，利用传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同治九年五月，天津人民聚众杀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其他法国人十七名，并将在津法人所办教堂、学堂、仁慈堂一律焚毁。法酋匆忙调军舰在紫竹林进行威胁。清廷畏惧，镇压为首义民，派崇厚到法国道歉。这就是中国人民自发以武力打击帝国主义的天津教案。宝廷有《经三叉河口有感》一诗纪其事。诗中描写焚烧情景，“霹雳一声洋楼折，万户千窗喷妖血。魍呼魉号鬼胆裂，火光照河龙宫热。”宝廷盛赞领头人物，“壮哉王五人中杰，奋身极难探虎穴。”当被诌事敌人的清廷处死时，那位英雄“事过论罪无惊胆，引颈就死甘屠割。义士捐金营幽室，英雄愤名表忠节。五人墓事同一辙，古今互映光日月。”最后宝廷指出“匹夫义勇胜贤哲。”

　　光绪四年，俄国界内回寇侵扰我新疆，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当时左宗棠进兵伊犁，占有优势，要求俄人退出侵占的库尔扎非常可能。岂料崇厚贸然签订丧权辱国和约，割让伊犁南境天噎须河流域，赔偿军费五百万卢布，致使朝野大哗，崇厚定为斩监侯。后来在俄压力下，清廷免予处死。庆康有诗猛烈抨击崇厚“辱国惜身无胆识，越权违训岂人臣。朝廷纵欲从宽典，青史书名万古嗔。”（《庚辰正月，闻廷议使俄大臣罪名，口占二绝》）

　　同治元年，法军侵入越南，光绪五年，刘永福率黑旗军抗击法军。光绪八年，中法之间进行长期交涉。清廷中以哉免因循误国的军机大臣奕欣等。八月法军进攻我台湾基隆，九月进攻马尾，福建水师损失惨重。庆康是主战派，他痛责“重臣不思削国耻，畏难苟安徒委蛇。”他抨击主和派，“和则易安战难保，一语横胸无推移。”他认为媾和“换约诛求每无厌，神人苦愤吁可悲。”他坚决主张抗战，“理宜征伐庸何辞，出兵直捣法兰西。”（《光绪甲申感事二十韵》）庆康爱国之情，感人至深。

　　同治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明治维护新后开始对华侵略。同治十二年，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遇风到台湾，被高山族劫杀，向清廷交涉。清廷宣称二岛均我领土，土人相杀，载决在我，与贵国无干。日出生命三千攻台湾被击败；但签订丧权辱国“北京条约”，事实上承认琉球为日属国，并赔银五十万两。光绪五年，日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此后，日帝向朝鲜我国东北伸展势力。光绪十年，日利用朝鲜亲华亲日两派势力斗争机会，出兵朝鲜，被我击败。从此长期展开中日交涉，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宝廷在光绪初年就洞烛其奸，坚决主张对日抗争。他在《表忠观题壁》诗中写道：“愿王（钱王）慨借三千弩，射向东瀛第一山（富士山）。”诗句中仇恨日帝，不满清廷妥协投降两种情绪，兼而有之。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杀掠情况，在英华的《英敛之日记》里有所记述。他在大沽口看见洋人“兵船约四五十艘，皆满持旗，作乐欢呼”，“塘沽一带房屋焚毁，惨不可言，火车为俄国人掌管，铁路两旁村舍皆墟，只余墙壁”，“天津火车站，一片瓦砾”，“紫竹林大街一带俱焚，昔日之人民拥挤，今则路静人稀”，“洋兵骄肆酗酒，凌人夺物，日有所闻”英华回到劫后的北京，“由正阳门入大清门，焚毁情况殊堪惨恻”，“地安门两旁铺户皆焚毁，焦土可怜”，“法国庆期，醉兵击刺中国苦力，共死四人，殊可伤叹”，英华在京戚友死难甚多。以日记形式记述庚子事变的，还有景善《庚子日记》。

　　汪笑侬的《时调唱歌》包括《十二月太平年》、《小五更》两篇，都揭露了庚子国变实际情况。《十二月太平年》中写道：“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义和团跑了无踪影，十万里江山不太平”。“外国兵来无处逃，文武百官一半儿跑，到处男哭女又嚎”。“外国兵来无处藏，分明认得是红灯照，却被洋人恣意淫荒”。“百官一去民当灾，武卫军吃粮不能打仗，反把洋兵让进来”。“多少兵头要洋钱，也学官场送把万民伞，千方百计奉承洋官”。“全权大臣心着急，四百兆赔款少不去，从此后中国刮尽地皮”。“北京城中被各国分，堂堂龙旗无踪影，小旗争书日本顺民”。“画了和约回了銮，危急存亡全不管，火烧眉毛暂顾眼前”。

　　敦崇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也反映了当时侵略军烧掠情况和某些阶层人物的心态。其中《分疆界》：“联军督队到京畿，红白参差各有旗。暗将吾疆分八面，临风一望歔欷。”《索货》：“几番搜索遍闾阎，宝玉金珠总不嫌。最是怕人嗔怒处，赫然蜂目与狞髯。”《地安门》：“元宵灯火闹黄昏，此日惟余两壁存。忆到繁华浑不觉，放声哭过地安门。”此外志锐的诗篇《闻武卫军败绩》、《读史》，暴露精锐部队不堪一击和庸臣误国。

　　满族进步作家，描述到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总是同情士卒的艰辛，人民惨遭涂炭，站在中华民族立场，对剿民邀功丧权辱国的满汉官员，对肆行杀掠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者，深恶痛绝，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三类 反映忧患意识的作品

　　清代官场得失荣辱瞬息万变，在宦海中浮沉的满族文人，在清醒时刻不免出现富贵无常的忧患意识。及至盛世衰落，农民起义烽火四起，清政权日益腐败，敏感的满族文人持虑清王朝危殆处境，不时地有所反映。到了帝国主义功破清帝国大门，蜂拥而至，肆行劫掠后，满族文人担忧国家被列强瓜分，中华民族沦为奴隶的忧患意识发展到更高层次。其轨迹是由担心个人得失祸福，发展到关心人民疾苦、封建政权安危、国家民族的存亡。

　　宦海多风波，富贵难持久思想，在揆叙诗中出现，自非偶然。其父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专擅朝政，背公营私，被罢官。揆叙目睹家变，不无感触，在《夏日园居杂兴》诗中，写道：“富贵循环如传舍，亭台容易变丘墟。”

　　玉保投宿姚家庄，居停主人讲述在城中的家族当年恒赫一时，而今已经败落，而自己在农村辛勤劳动，却能“母子保黎藿”。由此玉保悟出“白屋无冻馁，朱门有沟壑”的原因是“君看贵家子，担种两不行。”一旦官场失势，只有沦为饿殍。富贵不足恃，劳动尚可为的慨叹，是玉保忧思中一线曙光。

　　家庭经济困窘，往往是普通作家的切身忧患。吉年未踏上仕途前，一个风雨之夜，老屋在暴雨袭击下摇摇欲堕，面对此情景，他想到幼年时逢连绵阴雨，“薪桂米如珠，二亲劳屏营”，自己“未识亲心苦，翻爱风雨声”，而今自己儿子也长到六岁，依然是“那问岁丰歉，谓予雨可听”。不知生活艰难，亲心之苦，牵衣索食，自己“空囊叹萧涩，使我穷愁萦。”（《夜雨》）。

　　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萧条，必然影响广大群众的情绪。思孚《卖粥翁》诗中对比了今昔社会情况。在他垂髻之年，过年时“压岁钱多小儿喜，左持炬籹右饴饧。甘芳物物价俱贱，百处旗亭盛珍馔”，“嘉禾瑞麦年年秀”，“四野颂声少它语”。而今的元宵节“底事佳辰大寂寥。作计排愁遣韶节，辉煌不睹鳌山结，笙歌杳杳耳如聋”，一片萧索景象。在晚清时代，这种思古伤今闷坐愁城的情绪是相当普遍的。

　　突破个人圈子，关怀人民的饥寒的作品中，文冲的《过扁鹊墓》很值得一读。诗中道：“立马山头读旧碑，活人有术少人知。苍生此日无多病，两字饥寒欲问医。”庆霖的《述闻》诗描述四方客人聚集一起，各谈故乡情况，“事异而词壹，人不饱秕糠”。一位老叟哀叹当前灾疠横行，“南都久大水，繁盛今苍凉。北土苦旱疠，千里无盖藏。”达官显宦高抬粮价，百姓食不果腹。庆霖面对这种情势，“忧思殊无方”，徒有忧民之心，无救民之术。

　　在关怀百姓饥寒之外，有的作家担心发生内乱。文冲《长城古砖歌》借一块长城古砖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他指出暴秦筑长城以防外患，销兵器以防内乱，并未能遏止百姓的反抗。“始筑扶苏万里城，不管中原民首碎。……须知帝业大无外，只恐萧墙祸起内。“其后不久，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证实了文冲祸起萧墙之内的预见。文冲所以担心出现内乱，是因为看到朝政腐败，不行德政，纵有险要，也不足恃。“咸阳羽檄洛阳烽，斯际长城依旧在。从来贵德不贵险，所以唐虞超百代。”这样历史教训可为清王朝殷鉴，怎奈清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为清政权衰落而忧戚，是忠于清廷者的伤感。敦崇在《钓鱼台并序》表达了这种感情。诗中记述钓鱼台行宫的美好景物，和财力丰足时代乾隆所写的浚湖诗；而今“水涸已无鱼可钓，池荒只有鸟堪罗”。敦崇深感“沧桑自古真无定，兴废由天可奈何。”对清政权垂危命运，流露了无可奈何情绪。敦崇仅以钓鱼台行宫荒荒芜，联系到清王朝的兴废，而且归之于天意，认识有很大局限。

　　从国内外形势分析出构成威胁的根本因素，才反映了忧患意识达到的新高度。宗韶的《六月初三日作》一诗，是这类内容的代表作。诗中叙述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仍有隐忧。“有女未织男未耕，良田芜没满荆棘，万民颠沛犹输征。”皇帝也不同情人民。“吾闻天德本好生，奈何不顾恒人情？”宗韶看到了封建政权摧毁清王朝。“吾恐一朝混沌破，金银楼阁皆倚倾。众仙立足无处所，四维已倒谁能擎？”宗韶不相信有人能擎住从四面八方塌下的天，到那时皇家的豪奢生活幻灭了，百官无立足之地。宗韶这种忧虑，在醉生梦死者眼里，“杞人忧天众口笑”，但是他严肃指出“绸缪不早悔易生”。二十年后，辛亥革命摧毁了清王朝，宗韶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只可惜他为封建政权而忧戚。寿富《送赞臣之山东》诗与宗韶诗近似。他用“大风卷沧海，蛟螭撼神州”形容清末内忧外患的形势，用“人类闪风烛，王室实缀旒”形容人民、皇室在风雨飘摇中的危殆命运。他不如宗韶能看到人民的觉醒，还“愿徼在天福，速生圣贤俦，起佐我圣皇，布政宣鸿猷”，盼望出现能擎天的圣贤，扶佐光绪，挽大厦之将倾。可见寿富仍是封建政权的忠臣。不过，寿富此诗仍是时代的哀音。

　　熟悉国内外形势的重臣，在极端严峻的现实影响下，忧患意识发展为迷惘困惑。恭亲王奕欣的《易州道中咏古迹》诗，就显示了这一倾向。这首诗一方面评述进行防御的燕楚合纵政策失败，认为“移祸丧身何计拙，田光智勇岂言高。欲同楚国称三户，竟使秦兵虏二毛。”田光荐荆轲刺秦王并没达到目的，反倒是秦兵俘虏了楚怀王；另一方面又评论取得连横政策胜利的秦国，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工程也失败了，“阿房一样成焦土，漫诩长城缔造劳。”什么智勇，强大的军事工程都无济于事。怎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奕欣做不出答案。这种困惑、迷惘的失败主义思想，正是奕欣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预感清王朝末日即将到来，无计可施的心理的反映。

　　上述很多满族作家都是从关心清王朝利益而产生的忧患意识，除惋伤痛楚外，对忧患心理的社会作用，却无人考虑。英华则高人一筹，他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关心祖国安危角度指出：忧患意识是当前人们思想修养的必须的基础，嬉戏燕安思想有害人们的意志，这两种思想关系国家的兴亡。在《绝句三首》中，他写道：“嬉戏燕安戕心斧，艰难殷忧成德基。试看古今兴亡迹，生于忧患死于嬉。”人人有忧患意识，国家才有复兴希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英华所肯定的忧患意识，不是当权者的哭天抹泪，而是来自民间，拯救祖国的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在《绝句三首》中，他写道：“草泽由来有志士，膏粱自古无英雄。”英华写此诗时，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已有七八个月之久，把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者身上，自然会对忧患意识有新的理解，才能把忧患意识看成是变革现实的动力，不至于沉溺在悲痛之中。

　　第十四类 反映要求政治改革的作品

　　乾隆以后，农民起义的烽火炽烈地燃烧起来，清王朝已非金城汤池之固。清醒的满族文人已经看到朝政种种弊端，逐渐萌生改革政治的思想。及至鸦片战争以后，清老大帝国的保守落后进一步暴露出来，加上西方民主思想的东渐，满族文人改革政治的思想又有新的飞跃。

　　在鸦片战争前后，满族作品中抨击贪暴政治，提倡廉能政治的呼吁时有所见。但晚清政治舞台已非仅仅是贪官污吏横行，而是形形色色祸国殃民的丑类在肆虐。敏俊的《宝剑篇》声称应杀尽那些乱舞的群魔。诗中写道：“匣中宝剑三尺余，不必陆剸犀象，水斩鲸鱼，愿将千古之乱臣贼子皆诛屠……吾愿立功海外雪国耻，然后龙鸣虎吼腾天都。”这首诗气势磅礴，不下于李白。毓俊所要诛除尽净的显然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与历史人物类似的现实中人物。他想在战败帝国主义之后，在京都龙吟虎啸，引发风去激宕，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如何改革，诗人没说，显然包括诛屠他所说的操莽杞桧之流。但是诛除篡位夺权、卖国求荣、诌媚幸进、招权纳贿的奸佞之臣，推行廉政，虽然是政治改革，有强烈的针对性，还不是政治制度的革新。《宝剑篇》作于光绪六年，改革政治制度的呼声还不可能出现，但敏俊的这一呐喊是和清流党人相呼应的时代的最强音。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鉴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已经是中国人民迫于眉睫的历史任务，改革政治制度的浪潮日益汹涌。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响应，光绪认识到“非变法不能立国。”这位满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开明帝王。在康有为、粱启超、光绪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中，满族士大夫文人中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宝廷子进士寿富、珍妃的兄弟志钧、志錡，还有德懋、文元、同书、文成、德善等人，都参与了维新运动。这次政治制度改革失败后两年，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招致八国联军惨祸。当时远在云南蒙自的英华听到侵入北京消息，写了绝句一首。诗云：“英雄热泪痛沾裳，慷慨徒余侠义肠。弱昧凭凌一至此，长城拊髀忆康梁。”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英华想起康梁，认为他们变法如果成功能起卫国御侮的作用，说明他拥护变法维新。他痛悼祖国的衰弱愚昧，说明他对清政权的失望。

　　庚子联军入侵后，进一步暴露了清政权的反动保守，随之民主思想向更高层次发展，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在满族文人中也萌发了。汪笑侬《题和平救国不二策》诗中如此阐明：“廿纪政权到处伸，上天非不与黄民。自由若背服从义，数遍中原尽主人。”显然，汪笑侬认为中国也应实行民主政治，背弃服从专制，人民如能获得民主自由，人人就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到了光绪二十八年，英华比两年前的思想又跃进了一步。他要宣传“民权”思想，改变国民服从专制统治的旧俗。他也意识到了必然遭到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但他决心坚持下去。在一首律诗里，他表示：“献身甘作万夫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

　　光绪三十年，英华在一首绝句里，公开提出应建立民主共和国，反对搞满汉民族分烈。这首诗是“国之强盛曰合众，严分国界犹太亡。从来（恶）根无善果，嗟尔庸人自扰亡。”英华认为民主共和政体能使国家富强，满汉两族如像古代以色烈人和犹太人那样分裂，必然导致国家的灭亡。这一见解和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同盟会时孙中山的主张完全一致。孙中山反对把民族革命奕成民族复仇，主张把满族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把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卖国政府和拯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

　　满族作家改革政治的思想，由廉能政治嬗变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说明满族的先知先觉者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前进。

　　第十五类 反映爱情婚姻妇女命运的作品

　　满族作品中描写爱情婚姻、妇女命运的为数不少，而且有一定深广度。

　　在恋情方面，纳兰性德词中颇有一些描写青春男女情爱的特有心态，细腻动人，如《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也有的描写夫妇离情别绪的诗作，真挚深沉，如岳端的《得家书》；还有的描述了黄昏之恋，表达了夫妻间高雅持久的深情，如铁保的《内子六十初度诗以寄之》。

　　悼亡诗词在恋情之作中的比重最大，由于是发自肺腑，多缠绵凄恻，催人泪下。诸如：博尔都的《忌辰》、《悼亡》，纳兰性德的《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南乡子·为亡妇题照》，永忠的《悼亡》，佟佳氏《哭夫诗》百首等。

　　在清代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稍有越轨，必遭封建势力的打击。和邦额的短篇小说《倩儿》揭露了这样一个故事：潮州富人江翁子江澄与表妹倩儿青梅竹马，及长，产生爱情。一日，二人接吻，被婢女春兰告密。因“事关闺壶”，倩儿受母谴责，羞愤自缢死。江澄旦夕追思，后与倩儿魂相遇。增遇神僧相助，倩儿得复活。小说结尾有兰岩评曰：“天下好事，本可顺理而成，往往多生魔障，致令美人黄土，佳士伤心，终成恨事。然必系不省事妇女，拘执腐见，率意为之。”兰岩是同情自由恋爱的，但把禁锢之罪都归之于有腐见妇女身上，未免偏颇，男性封建家长又何尝不然。顾春是婚姻自主的同情者。在《金缕曲》中，她盛赞红拂认定李靖“阅世竟无如公者，决定终身出处。……逆族相依堪寄托……好夫妻，端合黄金铸。”

　　娼妓制度的存在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庆兰的短篇小说《袅烟》叙述士人陆某之妹袅烟受其嫂凌虐，被弃郊个，沦落娼家。老鸨逼她接客，袅烟不从，鞭挞至苦，自缢而死。老鸨怕败露，埋尺客座院中。后遇高阳诸生邓兆罴，代为申冤。故事赞扬了袅烟不屈身贱业的顽强意志，也反映了娼妓制度是杀人制度。

　　封建社会的贫苦妇女往往被当作商品出卖。庆兰的另一短篇小说《仙涛》反映了这一情况。广陵贫家女杜仙涛聪明美貌，畏惧其父把她卖当“瘦马”，或为豪商妾，忧心仲仲。幸被神虎背负到异地，逃脱被卖厄运。数年后重返故里，自择夫婿，得遂夙愿。小说赞扬仙涛不甘心作商品，争取自由的高洁意志，表明庆兰反对把女性当作商品、玩物、承认贫家女也是人。

　　婚后的妇女受到丈夫种种束缚和压迫，甚至导致更大不幸。庆兰的《定州狱》叙述这样一个故事：定州村民聚妇美貌动人，其夫密于防闲，不准归宁。一日，娘家村中演戏接妇归。丈夫来接，其妇贪图看戏，不愿回家。其夫潜身到其妻看戏处，偷其妻鞋一只。其妻失鞋，疑心是轻狂者所为，不胜愧悔，连夜回家。其夫故意责难她，谩骂说：“不从我言，致于出丑，虽醢汝身，不足泄忿矣！”其妻惶恐，悬梁自缢。其夫惊醒，将妻尸投邻寺井中，又去岳家接妻，发生纠葛，告到官府。在勘验中又引出一命案。这出悲剧的肇因是其夫限制妻子的自由，为达到其目的以生死相威胁。究其实质是大男子主义思想作崇。其夫把妻子看成是自己的附属物，不承认妻子有自由意志。

　满族上层社会妇女，深受汉族的三从四德、节烈观念的毒害，恪守夫死守节训条。深尝其苦的佟佳氏在《有感》诗中描述她的孀居生活：“最是消魂处，钟敲五夜心。鸡鸣寒月落，衾薄晚凉侵。嚼蜡知滋味，茹荼畏苦吟。纲常多少事，巾帼一肩任。”佟佳氏控诉纲常名教重点迫害的是女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这一饱含血泪的指控，切中礼教的要害。在朱淑贞、李清照的诗词中，还找不出反对礼教认识如此深刻的作品。

　　夫妻生活中难免发生矛盾，如何解决这样矛盾，子弟书《螃蟹段儿》做了解答。《螃蟹段儿》这个喜剧故事，通过一对夫妻不认识螃蟹，被螃蟹咬，二人呕气，劝告夫妻不应因为自己无知闹矛盾，应该互相谅解。

　　从上述反映爱情婚姻妇女命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满族作家笔下有不少培养健康感情，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昭示后人为摆脱一切枷锁，建立男女平等、美满和睦、人人幸福的家庭而努力。

　　第十六类 反映西方物质文明的作品

　　明末，伴随着东西方通商，传教士来华，西方的物质文明逐渐出现在我国。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发明创造更加迅速输入中华大地。相形之下，虽有四大发明的古国，不能不惊叹自己落后了。由于满族文人多出身上层社会，有条件首先接触西方的物质成果，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率先反映。
关于鸣钟的记述。纳兰性德有《自鸣钟赋》介绍说：“劂初有自鸣之钟，创于利马豆氏，虽形体之大小多所殊，而循环于亥子初无异。至其后人之传教，推步益臻于神妙。帝（清圣祖）乃命以钦天，纪官司于凤鸟，易刻漏以兹钟。”这段记述与《续文献通考·乐考》有出入。《通考》载：“明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玛窦来献自鸣钟”，并非利玛窦利造自鸣钟。此赋在形容钟打点时，“始则宫商间发，继则剽栈齐鸣，珰珰丁丁，……随烟高下，从风飘零。……”还赞扬了自鸣钟作用，“深宫听之，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闻之，毋愆百职之居诸。纵令雨晦风潇，而惜阴之士自识晨错而运甓，即使终霾且曀，而刺绣之姬应知中昃而添丝。”作者认为“是钟者，诚默夺造化之工巧，潜移二气之屈伸。”

　　关于自行车的记述。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二》：“武侯木牛流马，古有言是小车者。西人有自行车，前轮绝小，后轮绝大，则有以高临下之势，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马乎？而坎坎曲折，大费人力也。“此文可能是最早记述西方原始自行车的文字。

　　关于玻璃镜的记述。揆叙《玻璃镜》诗云：“一泓止水不生波，宝气融成万象罗。莹拟冰壶含皎洁，昏嫌铜片费揩磨。“揆叙对玻璃镜远胜铜镜，表示赞叹。

　　关于千里镜的记述。岳端的《千里镜》诗，一方面赞扬望远镜神奇，另一方面又认为当时的望远镜有局限性。诗云：“西洋巧匠琢玻璃，缩地移山共觉奇。莫漫将来窥碧落，管中不异井中窥。”但是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二》介绍望远镜传入后，改变了中国天文学家的看法。“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历历分明。”由此可知当时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已非一般望远镜所能比拟。关于望远镜，裕瑞、奕绘都有诗咏。

　　关于幻洒的记述。鄂礼在光绪十年写了《洋影灯歌》，介绍西方的幻灯。他说：“一自梯航通互市，海邦竞售雕虫技。就中利害不须论，好异矜奇从此始。”他一方面赞叹幻灯映出晴雨晦暝，灯火烟云之景，山水楼台，虫鱼鸟兽之物，大感“我似置身明镜里，良宵谁遣夜珠来”，离校受欢快；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奇技淫巧古所戒，憧憧幻影胡为哉！”竟然把科学文明看成卑亵恶事，是“以恣耳目之欲”的坏东西。这种爱与憎的矛盾心理，正是锁国状态被打破后，保守主义者中常见的思想状态。

　　关于轮船的记述。清末闺阃中人扈斯哈里，在牛庄乘轮船去上海，有《火轮船中即景》诗写道：“难辨风声与水声，黑烟漠漠一舟轻。往来不用艄人力，始信轮船妙法精。”

　　关于电灯、柏油马路的记述。扈斯哈里有《上洋即景》诗，描写上海十里洋场，“五方杂聚旅人稠，海上繁华纪胜游。入夜张灯开戏馆，排空耀眼是洋楼。高悬电烛光无际，随处笙歌闹未休。最好路平车马快，往来莫见起尘头。”电烛就是电灯，不起尘头的平路就是柏油路，这些对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盛京的妇女来说，无不感到新奇。

　　上述反映西方物质文明的作品，无庸置疑具有史料价值，也反映了西洋物质文明对科学逐渐衰落的古老中国的冲突。满族文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复杂心态，代表了中国人精神世界蜕变的过程。

　　第十七类 反映少数民族异域异国风土人情的作品

　　满族文人中有一些人担任边疆地方官、出使外国的使臣或是被贬谪异域的官吏。在他们笔下有不少关于少数民族异域异国风土人情的描写，使满族文学更加多彩多姿。

　　关于赫哲族，萨英阿《吉林外纪》有较详细记载。赫哲族又叫黑津，“每年要纳貂皮二千六百余张”给朝廷。“私下贸易常于冰冻后，以数狗驾车而来”，“性嗜酒，贪小利”，奸商“以辣椒水掺酒换去，盛瓶携于狗车。或瓶破酒冻不洒，喜出望外，犹感奸商之情。……”“黑津捕打为食，夏衣鱼皮，冬衣犬鹿皮，未尝食粟。山内产参，不知刨采”。“有偷挖人参者称为黑人，十百成群，驮负粮布，窜入其中。……招集黑津丁勇，以之衣食，令其认采参枝，安享渔利，据其家室，奸盗邪淫，无恶不作。”这段文字把赫哲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嗜好性格、社会地位，做了生动的介绍。

　　关于达呼尔族，西清《黑龙江外纪》有多方面介绍。其中记述达呼尔以烟敬客，颇饶风趣。“达呼尔敬客以烟为最。客或自吸烟，遽掣其筒于口袋，已烟以进，礼也。将军庆成初戍齐齐哈尔，买薪一车。其仆方吸烟，指示堆何地。忽卖薪者掣其口中筒，仆以为攘夺，怒殴之，不知卖者故达呼尔也。欲尽礼而反受辱，入里不问俗之过欤？”

　　关于台湾高山族的介绍，六十七的《台湾采风图考》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书中介绍台湾高山族人在生产方面有其特有的互助组织、生产方式；番社具有母系社会特征，婚姻自由；番童既受汉族教育，又残存荷兰侵略者文化影响。有诗形容高山族儿童“鹅筒惯写红夷字，鸠舌能通先圣书。何物儿童真拔俗，琅琅音韵《关睢》。”

　　介绍新疆风土人情的，有七十一的《新疆风土记》。其中记载南疆冰山雪海险峻异常，行旅惊心动魄，非内地人所能想象。又记述回民住区的地方特产、节令风俗、服饰礼仪，与内地大异其趣，使人耳目一新。常钧的《敦煌随笔》、《敦煌杂钞》里，也有关于新疆回民的语言文字、节令风俗、服饰、刑罚、婚姻的介绍。萨迎阿的诗，描写玉门关外的大沙漠，“恍疑泛宅洞庭水，车如一叶湖心船”；介绍新疆的物产，“求凫必于龟兹渚，索鱼乃向乌耆川”，“胡桐泪堪挹，刺梅香可搴。沙枣尝发涩，雅梨竟脆鲜”（《戈壁行》）；描述吐鲁番的坎儿井和气候，“当途坎水行车险，入境炎风扑面矣。”（《叶鲁番》）；夸赞乌鲁木齐的繁华，“文武风流成省会，商民云集俪京华。华栏粉黛开千户，水磨亭台起六家”（《乌鲁木齐》）；形容吐鲁番北三泉大风，“雄风陡起沙飞扬，一吹天地皆昏黄。千钧之车翻道旁，人如著翅中仓皇。满空雨砾愁行商，伏地依轮舆下藏”（《三泉大风》）。

　　介绍俄罗斯、土尔扈特情况的，有图理琛的《异域录》。康熙五十一年，图理琛奉命出使土尔扈特，越兴安岭，经西伯利亚，入俄罗斯，远到萨拉托夫东南伏尔加河流域，与蒙古土尔扈特汗会见。往返三载余，行程数万里。《异哉录》记述了此行全过程。书中描写沿途各地的山河、村镇、都邑、民族、宗教、法律、历史、习俗、建筑、物产、接待等诸般情况，至为详尽。如记载喀山：“喀山左近地势平坦，林木辽远，田亩甚多。其喀山系排置大木为城，有八门，一面二里余，周围八百余。有郭，郭外环城，俱以木为鹿角安置。城内有市廛。砖造天主堂五座，大木营治庙三座。居五千余户，皆用大木营治楼房庐舍。有俄罗斯与塔塔拉并车尔米斯及土尔扈物等人居住。设立管理喀山斯科道，总管顾比尔那忒·费多尔·萨马落费赤统辖。有小头目十余员。驻兵二千余名。其生计牲畜等项与托波儿同。”又介绍俄罗斯法律，“俄罗斯国法律，凡叛逆犯上者，将身肢解为四段。遇敌败北者斩。其劫夺并路截伤人或杀人者俱斩。其互相斗殴杀人者抵偿。持刃杀人者抵偿，伤人者断手。其偷盗仓库之官物者，视其赃之多寡，有劓耳鼻者，有重现以火烤而发遣者。其私铸钱者，将铜熔化灌其口内以杀之。其私卖烟酒者，重责，籍其家，发遣。其因通奸杀死本夫者，将妇人之身体埋于地内，独露其首以杀之。奸夫悬于树上以杀之。其犯通奸之罪者，将妇人重责，交还本夫，不准离异，将奸夫重责，复按其罪收赎入官。其幼童与女子或遇于途次，皆互相免冠立地而叩。男子与妇人相遇，男子免冠，妇人立地而叩。其俗以去髭髯为姣好，发卷者为美观。婚嫁用媒妁。聘娶之日。往叩天主堂，诵经毕，方合卺。殡殓有棺，俱送至庙内埋葬，起坟墓，无丧礼。喜饮酒，亲友至必出酒以饮之，不知茶。以麦面做饼食，亦食各顶肉鱼，不食饭。每食用匙并小叉，无箸。人性矜夸贪得，平居和睦，喜诙谐，少争斗，好词讼。每逢吉日，男子相聚会饮，醉则歌咏跳舞。妇女不知规避，争相妆饰，各处游嬉，队行，歌于途。”《异域录》记载了东方人极少涉足的18世纪初俄罗斯等地情况，其价值可与《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可惜鲜为人知。

　　介绍朝鲜的，有阿克敦《德荫堂集》。阿克敦曾三次出使朝鲜，对朝鲜风物人情多有吟咏。他曾介绍朝鲜翻译人员：“粗通言语效中华，官是鸿胪古大加。人意未能全解释，有时书代数行斜。”（《行馆纪事》）由此可知，翻译人员尚未能精通口语。阿克敦很欣赏平壤的风光，在《登平壤练光亭》中写道：“独倚危栏俯大同，江天无际思无穷。万家烟火依长岸，一带峰岚入远空。野静人耕芳草外，波恬帆挂夕阳中。”诗中展示了一幅美丽静谧的图画，令人神往。

　　以上所介绍的反映少数民族异域异国风土人情的作品，只是荦荦大端。这些诗文，显然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风土记游文字，充实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耳目，扩大了人们历史、地理、民俗的知识，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满族文学内容上还有些次要题材，不再赘述。我们从上述十七类内容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1）清代满族作家决非是现行中国文学史中所介绍的仅有纳兰性德、顾春、汪笑侬三人，而是数以百计。他们创作数量之多也是惊人的，而且基本上各体兼备。

　　（2）满族作家在熟练掌握运用汉族文学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反映了在以本族皇帝为主导的清政权统治下二百六十八年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既是满族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换言之，满族文学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满洲的民族特征。

　　（3）尽管满族作家出身于贵族、官吏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对汉族抗清志士、汉族文人表现的同情和平等观念；对贪暴政治、专制统治的由衷厌恶；对历史上是非的明确判断；对文字狱的反动性、危害性的揭露；对有害品德的富贵生活的厌弃；对下层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对不义战争的痛恨；对封建礼教的鞭挞；对革新政治制度的呼唤，无一不从不同角度闪耀着民主自由意识的光芒。民主自由意识是辨识文学保守，还是进步的试金石，也是决定作品有无文学史价值的根本条件。因此，优秀的满族文学在培养读者的正确的世界观从生观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今天，我们从二百多年的进步的满族作家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可以悟出今日社会的归趋，兴革的关键。所以满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辉煌的地位，不仅是数量的优势，在历史上起过一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仍具有古鉴今的不朽价值。

　　反映蔑视富贵名利，追求个性自由，保全品德纯洁的作品

　　很多满族作家是上层人物，其中颇有一些人厌弃富贵名利，其原因多种多样。追求个性自由，保全品德纯洁的思想，是伴随觉察富贵可憎而产生的。

　　有些人目睹或亲历宦海风波，深感富贵带来的风险可畏。岳端与其父岳卷入康熙中叶的权力斗争，则郡王降为贝子，继而又被革爵。在他的《竞渡曲》中描述屈原投江死后，仍被水族“横争肆吞嚼”。他得出的结论是“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死活都有危险。不言而喻，这是岳端在富贵生活中遇到风险的切身感受。博尔都也意识到仕宦生涯充满危险，想“括襄捐世界，辞禄出朝班。”（《漫兴》）闭上嘴不讲话，放弃俸禄，退出官场，免遭政治上牵累，这是博尔都选择的良策；实际是不得不放弃富贵生活。明义评论庆似村说：“偃仰驱驰别有因，归真归璞是全身。不贪五斗折腰米，免却九街扑面尘。”（《和庆似村韵》）裕瑞以鹤媒自喻，自述为了衣食不得不作鹤媒。他奉劝江湖上野鹤不要“着迹惊心所”，因为富贵之地充满风险，“过我画舫花池总是非。”（《鹤媒歌》）显然他是告诫人别希求富贵，冒风险涉足官场。永忠非常赞赏辞去奉国将军爵位的樗仙，“早辞荣禄隐林泉，不为轻身伴地仙。抱瓮灌花斜阳下，研朱读易晚凉天。”（《赠樗仙宗兄》）震钧在《天咫偶闻》里指出“八旗仕途较易，家计多优，故人易有品。如李眉山、石东村、尹似村、瑛梦禅诸君，身列朱门，心游蓬户，惟恐去之不远。盖由于目睹宦海风波，不欲搴掌就之耳。即或有一二入仕途者，亦视浮沉升降无所动于中，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势。”震钧举例并不全面，但概括的大体近似。

　　有些人在仕途上遇到挫折，于是厌弃富贵，安于过清静高洁的生活。文昭科考失利后，引发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极大不满，遂产生忘情仕途思想，连世俸也辞退，过田园生活。在《夏日闲居》诗序中他说：“余今春辞俸家居，扫轨谢客，学道之暇，颇事吟咏。虽与古人无合，而即情惬事，足怡悦怀抱，非敢便谓渐近自然也。”文昭追求的自估性情，就是摈弃名利后的心理寄托。恒仁是辅国公普照子，应袭公爵，后因不应封坐废，入宗仅二十五日，也被除名。经此打击，他不再寄希望仕宦生涯，刻苦攻读，力求做到“心同止水清无底”（《闲清书屋》）不为官场上名利荣辱所干扰。

　　有些人认为富贵的仕宦生活限制自己生活行动的自由，改变人的思想品德，礼亲王永恩，其富贵自非一般，送往迎来自然应依照封建礼法行事，体现尊卑秩序。可是他见客却懒著衣冠，认为“淡薄全疑太古身，知音何用著衣巾。”“不衫不履淳风古，放旷情怀迥出尘。”（《见客懒著衣冠》）永恩自以为像远古人一样，淡薄富贵名利、尊卑礼法，人际交往贵在知音，不应受礼法的约束。他的思想解放，超出世俗之外。永恩用具有出世之姿的幽兰比喻有才德者，认为它即使“空谷无知音，屡经寒暑再”依然能存活下去。但是“一朝生富门，立见芬芳碎。嗟彼出世姿，不如萧与艾。”（《拟古》显然他认为富贵能毒害人的思想，改变人的美好品质。

　　有些人指出富贵并不能持久，无须恣意追求。永恩说得好，“世人好者荣与华，谁能识此若朝霞。奔驰驱走竞争夸，乞人之忧井底蛙。”（《栟榈道人歌》）奕赓把富贵生活看成是一场春梦。他在《侍卫琐言序》中说：“盖余生长贵邸，性情未免高傲，视天下物渺如也。幸叨一命之荣，醒我片时春梦。充役（侍卫）虽只六载，世味则备尝之矣，如黄梁梦醒，回思旧味，不觉哑然失笑。”奕赓在片时春梦里，尝到了富贵生活的苦涩滋味，所以并不留恋。

　　有人指出富贵往往殃及子孙。奕绘诗《两富翁》记述一个富翁身为显官，家有名园，死未十载，儿孙挥霍净尽，“积债若云屯”。另一富翁位居方镇，富而好色，两子效其所为，二十年后，一贫如洗。奕绘告诫世人说：“弓矢与农工，可以保家身；文章与道德，可以活万民。”唯独“金银与田宅，可以殃子孙。”他提醒自己的子女学习谋生的本领，“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慎勿恃封荫。”

　　有人指出作人不应为外物所累，才能保持思想的纯洁性。永恚的《栟榈道人歌》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所说的外物就是客观存在富贵荣华。他认为由富贵荣华诱发的“贪痴爱欲”思想都是有害的，应该保持思想“皎洁常如镜”。只有淡薄名利“万斛斗粟同一观”，才能不让“外物累真性”。

　　有些人赞扬了蔑视富贵的文人，蔑视权贵的市民层人物。铁保赞扬《萤窗异草》的作者庆兰富有才学，“稍有志于攻名，取显秩如拾芥，而似村弃之如敝履，视之如浮云。独购老屋数楹，栖身僻巷。”（《庆似村传》）他还赞扬了两位市井中医术超群的人物王聋子和郭风子。王聋子“鹾商有请者，多不就，曰‘吾不能以低颜仰富翁而自贱我术也。’可是遇贫乏者多施药以济之。”郭风子“每与缙绅接，多傲岸不为礼。”还说：“间遇盐政关部诸家，每索必数百。伊等毫无攻于国家而坐拥厚赀，所得不过奸商恶仆鱼肉百姓之膏脂，分而用之，不遭造物之忌。”（《王聋子郭风子二医人传》）

　　以上述看，蔑视、厌弃富贵的人，能洞察富贵的种种罪恶，与醉心富贵者相比，自然有见识高下、用心清浊之分，但还不能从财势不平等角度认识问题。维护思想纯洁，品德高尚，自然胜过灵魂龌龊，行止卑污，但终究是独善其身，对改造社会并无裨益。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一切，还能起到一定激清扬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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